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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人

標題: 一個日本學者眼中的中日管理模式 [打印本頁]

作者: scny08 時間: 2008-5-8 15:19
標題: 一個日本學者眼中的中日管理模式
<TABLE class=noborder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99%" bord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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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dsp style="FONT-SIZE: 14px" align=left>作者: <STRONG>本刊編輯  部</STRONG></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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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dsp style="FONT-SIZE: 14px" align=left>作者簡介: </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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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dsp style="FONT-SIZE: 14px" align=left>發布日期： 2005-02-09</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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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STRONG>編者按：</STRONG>管理學習的傾向和誤區之一，是往往認定經濟強勢的國家，其管理模式也一定是最先進的。譬如，八十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的時候，全球（包括美國）都紛紛學習日本模式，并創造出了企業文化、JIT等諸多管理理念；而隨著九十年代日本經濟的一蹶不振，以及美國經濟憑借信息技術而重新崛起，世界的目光又再次投向了美國。</H5>
<H5>且不說經濟強勢是否必然反映了其管理模式的先進性（事實上，經濟史學家的研究結果表明，一國經濟的強盛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政策，而非具體企業的管理模式），即便經濟強勢與管理模式先進性具有相關性，但這種管理模式往往依托于具體國家的社會背景、市場環境和企業歷史。因此，也許我們要學習的不是最先進的管理模式，而是最適合的管理模式。</H5>
<H5>相比之下，與我們一衣帶水的日本近鄰，其管理模式由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而頗值得中國企業借鑒：（1）戰后，日本企業完成了由后發企業到領先企業的追趕過程，盡管近來有所衰退，但仍然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而中國目前許多企業正處在該追趕階段；（2）中日在社會文化背景、經濟傳統和市場結構等方面具有較高的相似性；（3）日本企業目前所面臨的市場環境變化及采取的相應對策，在很多方面也值得中國企業借鑒。</H5>
<H5>為此，本刊編輯部特約日本大學的高久保豐先生進行了采訪。高久保豐先生是日本大學商學部副教授，曾于20世紀90年代初在北大進修，現為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訪問學者，并在日本大學商學部講授“中國企業與管理”課程，對中日管理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我們相信高久保先生有關日本管理模式演變及中日管理模式的對比分析，一定會給我國企業以有益的啟發。</H5>
<H5><STRONG>《北大商業評論》：</STRONG>日本管理模式有哪些特點？產生日本管理模式的背景是什么？</H5>
<H5><STRONG>高久保豐：</STRONG>日本的管理模式是一個演變的過程。從歷史上看，日本的管理模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目前是“日本管理模式”第三階段的萌芽期。</H5>
<H5>日本管理模式的第一階段，形成于20世紀60、70年代高速成長時期。這時最具特色的就是所謂的日本管理的“三種神器”：終身雇傭、年功序列（論資排輩）、企業工會。</H5>
<H5>Abegglen于1958年在“日本企業：社會組織分析”一文中，論述了以“終身雇傭”、“年功工資”為特征的日本雇傭制度。1973年歐共體調查團在上述兩個特征之外，又加上了“從屬于企業的工會”的特征。<BR>這種管理模式的產生，有著歷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H5>
<H5>從歷史的角度看，日本從戰后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為了實現經濟復興與高速增長，廣大企業的員工日益接受和認同了如下理念：“所有的員工應作為‘命運共同體’來致力于企業的復興和發展。”此外，從美歐引進和消化先進技術的需要，促使企業感到迫切需要通過長期的企業內教育和訓練，以便消化和改良引進技術，而這又需要以對員工長期、穩定的雇傭作為前提。同時，經濟高速增長為廣大企業提供了極大的成長機會，促使企業注重追求長期的成長和發展，從而重視對員工的長期雇傭和培養，重視人才資源的積累。</H5>
<H5>從文化的角度看，日本的文化和宗教有著非常密切的淵源。在日本的宗教發展史上，儒教、佛教和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對日本影響最大。因此，企業逐漸形成了以儒家、佛教的“和”，神道的“忠”為基礎的文化。</H5>
<H5>這種管理模式并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種慣例，一種管理方法。它在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時期發揮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現為：</H5>
<H5><STRONG>1．</STRONG>持續擁有豐富的勞動力。在經濟增長的背景下，企業的成長和發展使得企業能為員工提供更多的晉升、提薪及退休后返聘的機會。員工可以安心地為企業長期工作，企業也擁有熟練的勞動力。</H5>
<H5><STRONG>2．</STRONG>形成日本獨特的“家庭氛圍”管理。日本“家”的思想非常濃厚，比較重視“忠”。企業重視職工的福利制度和設施，使企業成為一種超越經濟動機的社會結合，它誘導員工將其大部分精力和時間投入到企業來，感受到工作的喜悅、從屬于組織的集團意識、與企業同甘共苦的集體感等，從而使終身雇傭對于職工來說不僅具有貫穿跨入社會后的人生各階段的“縱向”價值，而且具有覆蓋工作、生活各方面的“橫向”價值。</H5>
<H5><STRONG>3．</STRONG>長期雇傭關系促使員工的素質和能力提高。由于雇傭得到保證，員工對于不斷進行技術革新或引進新技術表現得比較熱情，企業方面也重視對員工的教育，鼓勵他們不斷革新，邊干邊學，同時通過使員工在同一企業內經歷各種崗位的工作，使得員工具備本企業所需要的專門經驗和才能，成為符合本企業特殊需要的“專用”人才。企業作為這樣的人才的集合，增強了組織整體的學習能力。</H5>
<H5><STRONG>4．</STRONG>提高工作小組和公司集體的凝聚力。在這種雇傭制度之下，員工的利益與企業組織的利益比較一致，因而有利于提高員工的士氣，提高公司的凝聚力。</H5>
<H5>第二階段基本始于20世紀80年代，表現為“包含微電子系統的精益生產”。經歷了石油危機之后，日本不能單純地維持以“重厚長大”為主的工業發展，制造業重新開發“ＭＥ（微電子）化”生產系統。它的特征為：</H5>
<H5><STRONG>1．</STRONG>以精益生產為代表的管理手段。整個20世紀70、80年代，日本企業遠遠走在經營效率的前沿，并且在某一段時期似乎可以不斷地提高質量并降低成本。它們用后來眾所周知的全面質量管理、精益生產、實時存貨管理等方法提高生產力。同時這種精益生產方式和微電子緊密結合，形成了日本產品智能和易用等特征。</H5>
<H5><STRONG>2．</STRONG>大制造公司與中小企業之間“下請、系列”的關系組成金字塔式的分工體系。下請（SHITAUKE）和系列（KEIREYSU）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在日本，一家大型制造企業的上游會有許多為其生產零部件的附屬公司，大企業負責最后的制造。這些附屬公司是獨立的企業，但大小企業之間的管理配合卻相當緊密。當然，這并不完全是一個雙贏的模式，大企業憑借雄厚的實力，往往處于強勢地位。雖然它們不會對小企業重重盤剝，然而也會像泰勒一樣進行時間研究，去計算研究小企業的生產情況，并提出成本降低意見。有時小企業也會有較強的交涉能力，可是如果完全拒絕大企業的要求，產品就沒有了銷路，因為這些零部件通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專有性）。大公司非常聰明，握緊這張王牌也就掌控了決定權。那么這種關系能否穩定，進而影響小企業的積極性呢？一般說來，只要進入“系列”，這種關系就非常緊密，很難修改。但這種金字塔式的分工體系降低了供應商之間的競爭程度，確實存在著不利于創新的弊病。</H5>
<H5><STRONG>3．</STRONG>日本政府的產業發展政策。日本產業政策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對技術開發的有力推動，從而帶動產業結構升級。日本政府通過制定適應不同發展階段的產業政策及相應的法律或政令等，以產業的合理化為重點，提出了著名的產業基準理論，即“收入彈性基準”和“生產率上升基準”，優先發展收入彈性大和勞動生產率上升快的產業。在一系列的產業政策下，日本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主導產業由過去的紡織、雜貨產業上升為鋼鐵、造船、機械、汽車產業，同時貿易收支也由赤字轉為黑字，在戰后迅速實現了經濟復興和向世界經濟大國的邁進。</H5>
<H5>日本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經歷泡沫經濟的沖擊，這可以說是一段探索新的日本管理模式的時期。進入2003年之后，新模式的萌芽似乎已形成雛形。這是一種既保留過去日本模式的優點，同時又添加新內容的第三種模式。可以概括為“技術和管理的結合”。</H5>
<H5>最早提倡這種模式的學者是東亞管理學會聯盟（IFEAMA）會長野口教授。野口教授提出了“科學關聯”、“技術關聯”、“科學、技術與生產的關聯結構”、“技術包容、生產躍變模式”等管理思想。</H5>
<H5>科學包括物理、化學、生物學和計算機科學等自然科學，這些科學之間的關聯很重要。科學與技術之間也存在聯系，這兩者和企業成長也存在非常重要的關聯關系。技術包容、生產躍變模式指的是，管理的方式隨著科學、技術和生產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對這三者建立關聯就是對傳統的生產體系——勞動對象、勞動手段和勞動力三者的結合。例如：泰勒時間測算的科學管理；福特自動傳送帶的同期管理；豐田即時生產的零庫存管理；微電子時候的軟件生產管理；智能網絡時代的智能工管理，如CAD、CAM、FAMS等。</H5>
<H5>應當說，日本在尖端技術與企業經營的結合，以及尖端技術的行業普及等方面成就斐然，如汽車生產企業、數碼相機生產企業以及其他技術含量較高的家電生產企業等。在軟件的開發方面，并沒有單純地依賴從微軟公司引入的軟件系統，而是將其與日本自產的軟件系統結合使用。</H5>
<H5>例如，和美國軟件產業不同，美國的軟件業與制造業相對分離，而日本模式則主要是將軟件開發嵌入產品中。例如數碼相機中組裝多種電子零部件，其中軟件又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歐美模式難以比擬的長處。又如，日本的新干線和傳統的火車完全不同，大部分是由軟件程序控制的。日本雖然有獨立的軟件公司，但更多的軟件還是在制造商內部完成，如大公司的軟件部門。</H5>
<H5>第三種模式本質上是日本傳統經營模式的長處與新時代科學技術及其在生產中應用的融合，也是面向未來的模式。</H5>
<H5><STRONG>《北大商業評論》：</STRONG>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陷入低迷，您認為主要是什么原因？這是否意味著日本管理模式已經過時？</H5>
<H5><STRONG>高久保豐：</STRONG>日本的經濟發展為什么在長時間內一直停滯不前呢？這是由于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生產經營模式（即第二階段的管理模式）已經達到了當時技術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這種生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根深蒂固、機械化了，難以通過簡單轉換以適應90年代新的國際競爭環境。</H5>
<H5>過去在成長時期，只需考慮增長形勢下的管理模式，不必要考慮零增長的情況。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當經濟由于房地產泡沫而陷入停滯時，日本企業便不知道該如何應對了。</H5>
<H5>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傳統管理模式適合生產大眾化、標準化的產品，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消費者需求日益呈現出個性化的特征，他們希望企業能夠針對這些個性化需求進行開發和生產，而日本企業傳統管理制度不夠靈活，不能有效滿足這些個性化需求，也使得日本企業逐漸喪失了競爭地位。</H5>
<H5><STRONG>《北大商業評論》：</STRONG>日本經濟在近兩年開始復蘇，您認為原因是什么？這種復蘇現象能否持續？</H5>
<H5><STRONG>高久保豐：</STRONG>2003年日本第四季度GDP比上一季度增長1.7%，以年率來計算是7%。這是上個世紀90年代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裂后經濟增長幅度最大的一次。日本經濟連續4個季度實現正增長。</H5>
<H5>出現復蘇，一方面是管理模式的改變。這里有一點需要注意，日本不應放棄自身的優勢，而應該將這些優勢進一步發揚光大，這也是至今為止日本經濟新增長的基礎。盡管模式轉變經歷了十余年的時間，但從2003年以來，新模式終于有了一些成功的跡象。</H5>
<H5>與此同時，日本通過與中國的協同發展，物流領域以及原來在泡沫經濟中受到重創的“厚重長大”產業，如鋼鐵、建筑等重工業行業又呈現出新的活力。許多中國廠商都需要日本鋼鐵業先進的技術，這方面的訂貨量越來越大；而物流行業也非常重視日本的“Know How”，并且形成了目前的研究熱點。由此可見，與中國經濟頻繁往來，是日本經濟復蘇的原因之一，這也正是“雁行發展模式”的內容。雁行模式以日本為領頭雁，亞洲NIES為雁身，ASEAN及中國為雁尾① 。基本內涵是：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依次轉移到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形成了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中國由于具有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在這種國際分工體系中與日本的合作日益密切，許多日本的公司將研發設在國內，而紛紛將生產基地轉移至中國，雙方獲得比較優勢。這種協同模式能夠在東亞地區實現并強化兩國作為經濟中心的作用，不僅對于世界的安定不可或缺，對兩國經濟發展也有巨大作用。</H5>
<H5>還有一點，就是地方經濟與中小企業改革。這些中小企業追隨著大企業的改革與發展不斷進步，并反過來作用于大企業的改革與發展。主要表現為，在第二階段管理模式中所形成那種牢固的合作已經有所松動。由于大企業的不斷創新，中小企業必須在競爭中找準自己的定位，培養不易模仿的核心技術，以增強自己討價還價能力，這樣的小企業自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這種關系也是互動的，反過來小企業每一次創新也會對大企業有所推動。</H5>
<H5><STRONG>《北大商業評論》：</STRONG>中國管理模式有哪些特點？產生中國管理模式的背景是什么？ </H5>
<H5><STRONG>高久保豐：</STRONG>中國的管理模式作為一種融合的模式，與日本模式有所不同。中國模式的現狀是在融合了傳統的中國精神、社會主義精神與改革開放精神基礎上形成的。</H5>
<H5>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博大精深，為中國管理模式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仁義治天下”、“克己復禮”、“不患寡，患不均”、“仁者愛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強調和諧、穩定與團體意識、避免團體間尖銳的矛盾沖突，更好的分配與利用有限的資源。</H5>
<H5>中國管理模式特點之一就是“烏托邦動機”和“現實指向動機”。烏托邦動機的含義是什么呢？就是以“人們均等生存”這一根本想法為出發點。從《禮記》的天下為公，清末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到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運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終目標——“共同富裕”理念等，這種思想一脈相承。但是由于烏托邦動力不現實，所以員工只好通過自己所持有的各種非正式渠道來處理各種問題。這種動機的消極作用表現為企業正式組織秩序被員工的非正式“關系”侵蝕；但積極作用也不可忽視，中國民營企業的老板就利用自己的“關系網”，充分發揮家族經營的優越性。</H5>
<H5>特點之二是“進取改革動機”，也就是追求經濟合理性的想法。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工人，都以非常大的熱情投入到汲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之中去，使得企業不斷創新而追求經濟利益或個人的滿足感。美國企業的經營方式正在迅速地得到中國企業的青睞，特別是在業績與報酬之間的聯系上。相比之下，日本企業在這點上不敢輕舉妄動。</H5>
<H5>特點之三就是 “外儒內法”。外儒（在此，儒指的并不完全是儒教）是前面提到的烏托邦動機，包括大量儒、道、佛、孫子兵法、民間思想等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但這種動機過于理想化，所以企業在實踐中采用了法家的思想，重視成果和權利、權威。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就是“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H5>
<H5>對提高個人物質生活水平的追求與對金錢的追求動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但當人們的生活水平已經逐漸達到了小康水準，這也就不再成為他們的唯一行為動機。中國傳統的“合情合理”的精神將被重新看待。“合情”就是對法的抵消。這也形成了中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特點。</H5>
<H5><STRONG>《北大商業評論》：</STRONG>中國與日本管理模式相比，各自的優缺點是什么？ </H5>
<H5><STRONG>高久保豐：</STRONG>我們可以從表1來看中外管理的差異：</H5>
<H5>由于重視權利和權威，中國決策的速度非常快。這對于環境的應變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在這方面需要改進決策的速度。在改革中，日本重視自下而上的建議，基本上采用的是秉議的形式（書面請示），這無疑會延緩決策的速度。此外就是領導者的風格。中國領導者較日本更有激情、更加投入，具有外儒的特點，日本在過去也有這方面的嘗試，但總體上在過去的10年中管理者信心下降，需要重新提升企業的活力。</H5>
<H5>中國模式的優點還在于它的兼容并包，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不斷引入有利于自身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發展的知識技能。該模式建立在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的結合點上，既將經濟發展的目標與特定社會歷史背景相結合，也考慮到了對勞動者的激勵，是合情合理的。這也是中國企業呈現出良好成長態勢的原因所在。</H5>
<H5>與中國相比，當代日本模式也正在經歷劇烈的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其自身的優點與缺點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H5>
<H5>日本企業管理的長處就在于其以企業集團為中心的凝聚力、勤勉的工作態度以及企業內部充分的交流。日本企業的這些優勢應當得到進一步發揮，中國企業也有必要吸取這些經驗并為己所用。比如日本企業既有正式的學習、培訓、交流；同時不同企業之間的員工也會進行非正式的交流，采用學習會、網上交流、發表文章等各種方式。這么做在其他國家可能會有泄漏商業秘密之嫌，但日本員工一般會嚴格區分，實現多贏。還有在內部溝通方面，雖然過多的條文規范對企業具有一系列弊端，但它們也還是有存在的必要性。</H5>
<H5><STRONG>《北大商業評論》：</STRONG>中國不少企業目前正在實施國際化戰略，您認為中國企業國際化面臨的主要障礙是什么？如何克服這些障礙？或者，您也可以談談日本企業在20世紀70、80年代國際化的經驗。</H5>
<H5><STRONG>高久保豐：</STRONG>國際化戰略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導入戰略，其二是輸出戰略。</H5>
<H5>導入戰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宏觀體現為制定與實施有利于促進經濟合作的法律制度；微觀體現為高度重視培養人才。所謂的人才培養不僅意味著對企業所雇傭的勞動者進行教育與培訓，更重要的是應當提高他們的領導意識。由于良好的經濟合作與交流需要兩國充分了解彼此的文化，日本企業與中國企業在高層管理與中層管理上的溝通與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大學里，60%的人把中文作為第二外語，但很多人卻沒有利用的機會。</H5>
<H5>在商務交流中，輸出戰略也是極為重要的。為了便于相互交流，可以就日本、美國、歐洲與中國在企業經營上的異同進行比較分析，增進了解。與此同時，還有必要平衡國際與國內問題。在中國國內，就業問題可能比通貨緊縮問題更為嚴峻。中國幾乎是不加改變地沿襲了日本20世紀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發展模式，這已成為其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個問題。因此我們可能需要重溫90年代泡沫經濟給日本帶來的慘痛教訓。這對于我們遙看2010年的中國，也就是剛舉辦完奧運會之后的中國是有預警意義的。</H5>
<H5><STRONG>《北大商業評論》：</STRONG>您能否預測一下中國與日本管理模式未來的發展方向？ </H5>
<H5><STRONG>高久保豐：</STRONG>中國模式和日本模式都有著自身獨立的基礎，他們在充滿自信的發展之路上，相互的交流不可或缺。也就是說，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溝通業已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題，而如何構建這樣的溝通渠道便成為了問題的關鍵之所在。與此同時，對于妨礙交流的種種因素也應當盡可能地予以制止。</H5>
<H5>美國模式存在著難于學習但易于運用的優點，在技術更新速度等方面都存在著學習的價值。日本則不僅將技術與經營相融合，還將其事業化，并以此為目標建立起自己全新的模式。近幾年的改革顯示，裁員、解除終身雇傭改變了日本傳統的雇傭模式；三洋、佳能也淘汰了完全依靠傳送帶的生產方式，轉而采用一攬子或單元生產的方式，滿足消費者個性化的要求，增強了企業的柔性。從這些以事實為基礎的研究結果來看，向世界發布日本的第三種經營模式是必要的。</H5>
<H5>在將領導精神與管理相結合，建立創新性的企業文化這一點上，中國的新模式今后定然能給中國企業、日本企業乃至世界企業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H5>
<H5>進一步說，在中國，充分調動國際經濟、國民經濟、地方經濟、企業經濟以及個人經濟實體的積極性變得越來越重要。有預測表明到2010年，中國的GDP將超過日本。從這一預測看來，國民經濟將以什么樣的方式得到重構，以及在此之后是否能得到持續的發展就成為了今后的關鍵問題。外資企業、地方經濟、國有企業在經濟中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只有他們能得以有機結合，中國經濟才會日益強大。在國際范圍內，中國和日本維持友好邦交關系也變得日益重要。</H5></TD></TR></TBODY></TABLE>

作者: 葉丙奎 時間: 2008-6-3 16:30
管理是根據實際情況來解決限制企業發展的問題，調動員工積極性的舉措。日本的管理模式拿到我們這里也不一定能成功。和我們的環境特別是員工本身的認識和素質有很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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