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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欄數和產肉量穩中有降，預測實際存欄不足8000萬頭，其中母牛不足3500萬頭，牛肉減產約70萬噸。養殖仍以母牛分散和異地短期育肥為主；未嚴格實施檢疫、牛病蔓延、屠宰加工監管不嚴且產能過剩的狀況沒有改善；肉牛無針對、系統性的促發展和金融、保險政策。養殖經濟效益處于微利狀態。

牛肉國際貿易首現黑字。消費、產業結構和經營理念出現新動向：消費人群趨于年青化，地方政府和企業開始重視母牛基地建設，優質優價態勢已現，從牧場到餐桌的全產業鏈經營模式是產業創新點。

各產區存欄繼續下降，尤以中原（皖、晉、魯、冀、豫）為甚，其中皖、晉、魯、冀已成以屠宰為主的牛肉產區，中原產區步入肉牛產業革命的前夜。養殖區域繼續由中原向其他產區及不發達地區轉移。南部（云、川、湘、鄂、黔、贛、桂、渝）、東北（黑、吉）和西部（陜、甘、寧、新）兼作母牛基地的優勢明顯。南部最具發展潛力。

行業間政策資源的不平衡分配、盲目雜交、養殖及屠宰惡性競爭成本的增加、豬肉價格的壓制和牽制，壓縮了產業效益空間。中原地區搶購育肥牛、私屠濫宰、弒母殺青和棄牛打工，動搖著產業基礎。口蹄疫和牛支原體肺炎仍是主要疫病，養殖環境惡劣和無規范的長途運輸及疫病撲殺賠償比例不當，導致易爆發、擴散、隱瞞重大疫病，加大了病害隱患。牛肉供不應求未成為提高產業效益主因，反滋生著走私進口和注水、違禁用藥市場，威脅著食品安全。產業微利狀態降低了產業安民效果。

有關肉牛的標準、規范政出多門且缺乏一致性。“引種、退化、再引種”依舊惡性循環。以經濟為導向的黃牛育種、保種方向和研發相應盈利技術已成共識；提高牛肉檔次的養殖和加工技術開始支撐產業；快大型牛種改良仍是主流，但欠缺雜交用種配套方針；現有技術能滿足產業的部分需求，但缺乏推廣途徑。推廣成本高于收益和機制不完善及養殖標準化和規模化程度低是技術普及的瓶頸。

城鎮化和戶籍制度的變化及大型經濟圈的形成，將使存欄量繼續下降。母牛分散養殖和集中短期育肥方式仍是主體。奶牛公犢育肥率提高3%以上。包括分散的農戶養殖，標準化進程有所加快，適度規模場或機制較為完善的合作組織有所增加。單位農戶的母牛存欄數、“母牛帶犢小區”、“母牛帶犢+育肥”的復合經營場（組織）及導入配套技術和設施設備、注重生態環境的規模場（區）繼續增加。穩定存欄量、提高單產和肉質成為主題。

重大疫病仍得不到有效控制，但流行態勢趨緩。常發病仍將持續危害，缺醫少藥、疫情監測滯后現象仍很普遍。防治新技術措施仍難廣泛實施，牛主自行診治仍是主流。

純屠宰企業盈利更加困難，兼并和倒閉繼續加速，牛源爭奪、弒母殺青持續。重信譽、注重母牛基地建設，從牧場到餐桌的全產業鏈經營模式將在中原以外產區陸續誕生，出現技術質量型產地和牛種品牌企業。

由于“擴內需、抑通脹、保民生”政策措施的實施，與2010年相比，預計牛肉需求量增加約1.5%，牛肉價格上升約3%，高檔牛肉需求量翻番，牛肉(含下貨)進口量增加約150%。

配方飼料開始普及，專用飼料及添加劑需求增加。因養殖和加工環節利潤率較低，違禁物質繼續對養殖、屠宰、流通、消費環節的安全構成較大壓力。對違禁物質的制造、流通和使用過程以及對注水肉及食品衛生的監管力度繼續加大。

3.1 .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明確發展目標、重大問題的解決途徑和政策扶持、金融與保險、研發與課題、管理與機制等保障措施。

3.2 出臺“肉牛母牛養殖標準化示范場驗收標準”按母牛場和由標準化的散養戶組成的合作社兩條路徑出臺“肉牛母牛養殖標準化示范場驗收標準”，納入“畜禽標準化養殖示范場創建活動”，通過示范性補貼誘導母牛標準化、規模化養殖。

3.3 組建縣級、鄉鎮、村級技術推廣與服務機構和隊伍 通過政策、資金扶持和機制改革，建立穩定完善的技術推廣服務體系，推廣精簡化配套實用技術。將穩定長期的推廣資金列入各級財政常規列支科目，破解“上有技術、下缺推廣隊伍”的瓶頸。

3.4 建設肉牛產業科技園區 主產省（縣）爭取多渠道支持，建立肉牛產業一體化科技園區，形成農戶（合作社）、企業育肥和加工、專業營銷的產業集群。

3.5依法分步施行肉牛追溯體系追溯系統涵蓋了《畜牧法》涉及的方方面面，也是執法依據，分步實施更利于技術普及和保障產業安全。

3.6穩定技術研發隊伍，加大肉牛技術研發力度從育種繁殖到餐桌，縱按產業鏈關鍵點，橫按產業鏈相關關鍵點，逐點設立專項課題給予長期、穩定的科研經費支持，穩定技術隊伍，解決制約產業發展中的關鍵技術難題。

畜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