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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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dsp style="FONT-SIZE: 20px" align=middle><STRONG>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戰略</STRONG></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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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dsp style="FONT-SIZE: 14px" align=left>作者: <STRONG>張建君</STRONG></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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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dsp style="FONT-SIZE: 14px" align=left>作者簡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助理教授</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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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成功的企業家往往是很好的政治經濟學家，懂得如何為商業利益而參與政治。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政府環境成為影響民營企業生存的重要因素。企業如何處理與政府的關系? 不同的政治戰略各有什么樣的結果? 我們對蘇南和溫州65家企業進行了實地采訪和研究。</H5>
<H5>中國的政治戰略環境</H5>
<H5>企業必須面對兩種環境—市場環境和非市場環境， 因此它們必然要形成市場戰略和非市場戰略。企業的政治行為就是試圖通過運用政府的權力和影響，來謀取自身利益。西方企業的政治戰略，主要通過制度途徑，以單個公司或利益受到影響的多個公司集體行動的方式（如政治捐款、游說、公關廣告、基層動員等）來影響公共政策。</H5>
<H5>而在中國，政治戰略是企業通過發展與政府（官員）的特殊關系而取得資源、得到保護或免除麻煩的行為。同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目前企業政治戰略的主體是單個的企業（家），大量使用灰色或非法的手段（如行賄等），目標則是謀取對企業本身的直接好處（而不是通過公共政策來謀取好處）。</H5>
<H5>政治戰略對于中國企業而言，要比西方企業重要得多。一方面，這是由于中國的人際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組織之間）的特殊性導向，以及中國政治和司法體制的特點。另一方面，這也緣于中國轉型經濟的特征：第一，與成熟國家相比，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對稀缺資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這表現在政府對關鍵資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審批，以及對企業進行范圍廣泛的規制、產業政策等。第二，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和規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領域還存在規則空白。這使得執行者的自由裁決權相對較高，為政府官員和企業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間。第三，政府行為的隨意性普遍存在，依法辦事的環境遠未形成，常常會根據關系的遠近親疏而區別對待；甚至，政府產品和服務還存在買賣關系，從而導致腐敗的存在。</H5>
<H5>民營企業的兩種政治戰略</H5>
<H5>盡管企業對政府存在著資源和管理上的依賴關系，但企業可以主動適應、運作、協調以致改變這種關系。然而并非所有的企業都擅長此道。在西方，企業的政治反應也表現為各種方式，從服從、躲避到協商、合作、建立聯盟等。我們的研究發現，并不是所有的民營企業家都能與政府官員搞好關系。在這方面，有的企業家非常積極，以求得到資源和有效保護；另一些企業家則僅僅希望政府少給他們找麻煩。與這兩種心態相對應，企業家的政治戰略分為兩種：先發制人與被動反應。</H5>
<H5>“先發制人”戰略表現為：積極主動地與政府官員建立關系。他們注重對政府官員的長期投資。當這種投資積累了社會資本后，又會反過來促進雙方的互動，特別是雙方有了信任之后，會更愿意從事合作性的交換。而“被動反應”的戰略則是為了免除麻煩，企業只是在遇到問題時才與政府官員走動，具有交易導向。這種戰略就事論事，具有短期性，會導致社會資本的消耗。而在具體實踐中，大多數企業家會同時綜合運用這兩種戰略下的多種戰術。</H5>
<H5>先發制人</H5>1．利益捆綁
<H5>有的企業為了得到政府官員的支持和保護，會把他們與官員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有的企業家會給官員股份，但并不要求他們有實質投入，即所謂的“干股”；有的企業家在官員投入微不足道的資金后，就給他股份，即所謂的“搭股”；還有的企業家與官員合伙興辦企業；更有一些家庭在成員之間進行分工：一些人在政府工作，另一些人辦企業。這些做法，都是為了在企業與政府官員之間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系，把政府官員變成企業的代理人和保護傘。</H5>2．引入“減震器”
<H5></H5>
<H5>企業常常通過雇用現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員、聘請現任政府負責人作為企業的顧問，以減少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政府官員擔負著企業減震器的功能。這是一種公開的策略，近年來有上升的趨勢。</H5>
<H5>例如，幾年前溫州一家著名企業聘任了它所在市的退休財政局長做財務主管。該市財政局、稅務局等部門的負責人，許多都是這位財務主管過去的下屬。該企業的辦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說：“企業雇傭我們，是為了發揮我們的余熱、余權、余威、余網。除了經歷之外，我們在政府部門的關系對企業來講是很有用的資產?！庇腥さ氖牵撈髽I的競爭對手在得知這個消息后，迅速聘請了前市審計局長做財務總監。</H5>3．參與政治
<H5></H5>
<H5>許多企業家努力成為黨員，參加政府組織、官方協會，與政府官員結識，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護和經濟利益。但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業和知名企業家。在溫州，一些民營企業家從80年代起就通過各種方式入了黨，更多的企業家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工商聯委員，很多著名的企業家都有一大堆頭銜。他們參與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確。有些人把這些頭銜當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員的機會而獲得利益。</H5>4．與官員結交
<H5></H5>
<H5>有的企業家贊助官員參觀旅游，有的經常去拜訪官員，有的則邀請官員參加企業的活動，等等。有一位無錫企業家，他的玩伴除了生意場上的朋友就是地方官員。因為生意上的關系，這位企業家有很多浙江義烏的朋友。有一年，他邀請鎮黨委書記參加義烏的小商品博覽會，黨委書記在當地得到了盛情款待，企業家也因此與黨委書記建立了關系。</H5>5．經常性送禮
<H5></H5>
<H5>目前，這種方式仍然普遍存在，特別是在新年和其他重要節日期間。“官員盼過年，企業怕過年”，這句話反映了官員和企業家對過年的不同態度。溫州一家著名企業每年都要送禮，所有的縣人大代表都能得到一本掛歷，握有實權的領導禮物就更為豐厚。企業會想，別的企業都這么做，如果自己不送，遇到麻煩的時候就很難得到幫助。一位鎮干部甚至這樣理解企業政治行為的隱痛：“哪個企業沒問題？可以說誰都不干凈，我們想讓誰死，誰就得死。”</H5>
<H5>被動反應</H5>
<H5>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采用了先發制人的戰略。受自身能力和資源的約束，一些企業在處理同政府（官員）的關系時是無奈、被動反應，出現麻煩時才臨時抱佛腳。“滅火”是這種策略的主要特色。常見的策略包括以下幾種。</H5>1．利用政府部門間的矛盾做文章
<H5></H5>
<H5>當一個政府部門找麻煩時，企業家找另一個部門幫忙。另一個部門之所以愿意幫忙，一是因為他們可能與該企業家熟識，更重要的是因為部門間利益不同。這個戰略有積極主動的成分，但考慮到它主要是在企業遇到麻煩時才使用，因此也歸入被動反應的戰略。</H5>
<H5>之所以能夠利用政府部門矛盾做文章，是因為政府也不是鐵板一塊，不同部門間存在著不一致，甚至是利益的沖突。中國“條條塊塊”之間的沖突由來已久?！皸l條”管理的部門與地方政府間的利益不一致，這為企業家的運作提供了空間。</H5>
<H5>2002年5月，無錫一家襪廠遇到了麻煩。某區技術監督局因故封存了企業的存貨并勒令停產。他們的執法引起了沖突，監督局的工作人員便叫來警察，但警察覺得沒必要介入，隨即又離開了。失了面子的技術監督局干部開始進一步調查該襪廠的問題。這時，當地村和鎮書記都出面求情，要求技術監督局從輕處理。其背后的原因是，這些政府干部擔心，如果該企業一氣之下出走，該地的產值和就業將會產生影響。蘇南干部考核機制把地方干部的政績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掛鉤，地方干部當然要保護他們治下的企業。</H5>2．遇到麻煩時“活動”
<H5></H5>
<H5>出現麻煩時，企業家往往動員所有資源四處走動，不甘受罰。一個企業家說，他并不太在乎罰多少錢，而是擔心一旦受罰，別的部門就會以為他軟弱可欺，會紛紛上門來找麻煩。</H5>
<H5>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對事前行賄與事后感謝做了區分。“如果你在人家給你辦事之前就送錢，那就是行賄，很多人是忌諱的；但如果在辦完事之后再給予表示，那就是人之常情?！痹谇懊娴睦永?，那個無錫企業家事后就向幫助他的書記進行了感謝，盡管他們出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H5>3．轉移資本或減少投資
<H5></H5>
<H5>近年來，資本轉移在溫州是個常見現象。理論上來看，這是企業家基于市場機會和成本收益核算作出的理性反應，但在溫州，驅動資本流出的因素并不只是外在因素，如外地的優惠政策、低廉的地價等，還有內在因素，如低效劣質的政府服務。</H5>
<H5>有研究表明，1998年以來溫州外移企業有增無減。截至2000年5月，共有301家企業移出溫州，相當一部分是因為對當地政府環境不滿。比如，某制造軸承的企業因為與政府關系不佳、得不到有效保護而移到了杭州；龍港的一家毛毯廠因為政府對他們與農民搬運工的沖突無動于衷等問題，一怒之下搬遷到了上海。</H5>
<H5>很多小企業無法選擇資本外移，但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也不想把企業做大。一個企業家說，他的企業做得越大，就會有越多的政府部門來“化緣”， 因此他把企業保持在小規模，盡量少被人注意到。</H5>4．消極順從
<H5></H5>
<H5>這種策略是不采取行動，認罰了事。其中有兩種可能性：一是企業家沒有任何關系，只能接受處罰；二是基于理性考慮，覺得動用太多時間和精力得不償失。一次，溫州一家制作旅行包的企業家被工商管理部門處罰，他本來想找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后來考慮到自己實在沒有那么多時間和精力去大動干戈，最后決定認罰。至于損失，自己可以通過努力彌補回來。</H5>
<H5>政治戰略帶來競爭優勢</H5>
<H5>企業家政治戰略的最終目的，當然還是利潤。他們在對政府（官員）進行投資時，也會計算或至少考慮投入的成本與收益，盡管這種收益不像市場收益那樣易于計算、立竿見影。一般來說，利潤有三個來源：效率、市場權力和合法性。在“利潤=收入－成本”的基本公式中，成本影響效率，市場權力提高收入。在成本一側，與政府的良好關系可以順利而快速地通過審批手續、減少檢查頻率和刁難、緩解政府官員（尤其是辦事員）的尋租行為，等等。龍港一位與政府關系相當不錯的企業家表達了他的無奈：我們與政府搞好關系只是為了“花錢買平安”，減少在通過政府辦事時的成本。在收入一側，與政府搞好關系可以獲得價格合宜、位置優越的土地，以及政府采購合同和各種政策優惠，從而獲得優于競爭對手的租金。即使是在溫州這樣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也有相當一部分企業通過政府關系獲得了巨大好處，從而領先于對手。</H5>
<H5>單純地用收益和成本來考察企業的政治行為，可能還過于簡單。除了利潤，企業往往還有更多的考慮，其中“合法性”的需求是非常關鍵的。合法性是指企業從政府和社會獲得的認可、聲譽等，與政府的良好關系正是獲得合法性的主要途徑。有了這種認可和聲譽，供應商、合作者、消費者會對企業更加信賴。同時，合法性也使企業在關鍵的時候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這些都增加了企業的競爭優勢。</H5>
<H5>在溫州，如果政府把參觀者介紹到對手企業，企業家會表現出不滿，并會努力讓政府把客人也介紹到他們那里。對企業家而言，政府把參觀者介紹過來，意味著政府對企業的認可。利用政府（官員）出面更是企業獲得別人信賴的途徑。昆山一位企業家說，每次他的合作伙伴從上海來時，他都會盡量把鎮領導請來一塊吃飯，“這樣客人不僅面子上有光彩，也會覺得你和當地政府的關系不錯，更愿意跟你合作” 。</H5>
<H5>雖然沒有準確數據，但大量的個案表明，企業家與政府關系和企業業績間有很強的相關度。企業如果能從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訂單，得到區位好、價格低的土地，顯然就會更有競爭優勢；同樣，如果能很快順利地辦完審批手續，受到的稅收、工商調查較少，顯然也更容易生存。企業在政治戰略上的模仿并不容易：很難設想那些采取被動反應戰略的企業家，轉眼就能取得先發制人的能力。因此，政治戰略最終將造成企業的分化。那些能夠采取先發制人戰略、與政府關系良好的企業，更能生存和發展；而只能被動反應的企業則處于不利地位，有的被迫外遷或死亡。</H5>
<H5>對管理的啟示</H5>
<H5>企業家迅速獲得與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并不容易，但依然有一些可供選擇的策略：</H5>
<H5>一是揚長避短，讓市場戰略與政治戰略相匹配。比如關系導向、與政府打交道得心應手的企業，可以選擇以內銷為主的戰略；而交易導向、不太善于與政府打交道的企業則可以選擇外銷。這也正是溫州企業家的自發選擇，在我們的研究中，柳市的產品就以內銷為主（該鎮企業家非常善于與政府打交道），而虹橋則主打外銷（該鎮企業家相對拙于交際）。</H5>
<H5>二是取長補短，不同特點的企業家進行合作。溫州曾出現過各種各樣的合作：從早期合伙制為本質的股份合作制，到近幾年的股份制和職業經理人的引入，都是取長補短、共同發展的表現。在處理政府關系時，也可以采取這個方法。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的企業家可以聘請具備這方面特長的人加盟，這也是一些企業聘請現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員為他們企業服務的主要原因。</H5>
<H5>我們并不提倡企業通過接近政府官員而謀取好處，也無意贊揚因此而得益的企業（家）。我們只是希望能夠透視民營企業政治戰略的現狀。同時，也希望政府官員能從中看到民營企業的無奈，改進環境，公正執法，提高本地區的整體競爭優勢。畢竟，政府服務水平是企業投資選址時最重要的考慮因素。相信隨著政治環境不確定性的降低，企業終將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市場戰略，而非政治戰略上。</H5></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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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夠味道:hihi: :hihi: :hi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