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銀行“祖父”的盛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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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Verdana]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曾經斷言，中華帝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誕生出資本主義。然而，明清時期縱橫海內的山西商人，差一點就打破了這一預言。他們創造出中國商業的奇跡，“日升昌”票號就是晉商發展到頂峰的標志之一。當時的山西票號，建立了令世人瞠目的金融帝國。票號的治理結構，幾乎會讓今天的股份制公司也感到遜色三分。票號云集的平太祁三縣（平遙、太谷、祁縣），地位和影響猶如當今的華爾街。但是，日升昌終究未能脫胎換骨變成近代銀行，這似乎又在驗證著韋伯的說法。日升昌，堪稱中國傳統企業的一個縮影。[/font]
[font=Verdana]“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font]
[font=Verdana]從明代開始，晉商就已經揚名天下。從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到成一的小說《白銀谷》，再到電視劇《喬家大院》，喚起了人們對晉商昔日輝煌的追憶。實際上早在這些文學作品進入大眾視野之前，金融史專家和商業史專家就已經對晉商和票號有著多方面的探討。據說，西方的金融專家把山西票號的首創者日升昌稱為“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這句名言出自何人已經無從查考，但是，在英語中，把票號翻譯為“shanxibank”卻是千真萬確的。沿著歷史長河追溯日升昌的興衰，會發現許多既有趣味又值得思考的事情。[/font]
[font=Verdana]晉商的興起，得益于明代的“開中法”。所謂“開中”說簡單點，就是政府實行食鹽專賣，用供給商人的“鹽引”（就是現在的專賣指標）來換取商人向邊境要塞運送軍糧，商人又用馬和鐵換來食鹽，再把茶葉絲綢運到北方換馬。一擔擔食鹽販向各地，一車車糧食運到邊疆，一群群馬牛轉賣關內，一箱箱茶葉運銷塞外，隨之而來的茶馬貿易興盛起來（茶馬貿易的內涵不僅僅是以茶易馬，而是強調這種貿易的農牧邊貿性質）。《喬家大院》的真實開創者，就是一個從當鋪伙計起步、進行這種茶馬貿易而發家的祁縣人喬貴發，他在包頭開設的商號復盛公，是包頭城的奠基者，從復盛公開始，包頭漸具規模，并引出了一句廣為流傳的俗語：“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font]
[font=Verdana]創建了包頭城的復盛公只是晉商的一個縮影。在明清兩代，北到莫斯科和海參崴，南到河內和加爾各答，東到大阪和長崎，西到喀什噶爾和伊犁，到處都留下了晉商的足跡。僅在中俄貿易重地恰克圖一城，晉商就有著名商號30多家。按照清朝人的記載，“所有恰克圖貿易商民，皆晉省人。”日升昌的故事，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font]
[font=Verdana]由顏料坊走出的金融巨頭[/font]
[font=Verdana]凡是看過武俠小說的讀者，都對“鏢局”有個大致印象。明清時期，流通的主要貨幣是白銀。做生意尤其是大筆生意，成千上萬兩白銀，運輸風險極大。當時又沒有現代化的運鈔車和全副武裝的警察，于是，鏢局的業務紅火起來。無論是帶大量銀子的商人出門，或者帶著賺來的銀子回家，都少不了鏢局保駕護航。但是問題也就接踵而至，在太平盛世走鏢，面對的只是些小打小鬧的蟊賊，一般不會出大亂子。但是中國的太平盛世過于稀缺，呼嘯綠林的土匪和打家劫舍的強盜，極大地增加了貨幣運輸成本。按史書記載；“蓋沿途不靖，各商轉運現銀，時被劫奪。雖有保鏢武士，一遇多人，則寡不敵眾，運轉于是不靈。夫銀錢之收交，關乎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盜，梗塞路途，銀錢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將墮，為各商所深憂。”這一背景下，商業匯兌就被精明的商人盯上了。日升昌就是這樣誕生的。[/font]
[font=Verdana]山西平遙縣達蒲村有個生意人李正華（也叫李二梅子，還有資料說叫李大全），繼承了家業，經營顏料，家傳有一座名叫西裕成的顏料莊，主營銅碌，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分號。他有個朋友，賺了一大筆錢，但當時兵荒馬亂，這個朋友不信任鏢局，就給李正華提出，把他的錢存在西裕成的北京分號里，再由李正華出具票據，回到山西平遙的西裕成總號去兌現。當時，西裕成的掌柜是雷履泰，他受這件事的啟發，看到了里面的商機，極力勸說東家干脆放棄顏料生意，把顏料莊改成票號，借助于歷史上的交鈔經驗。進行銀錢的異地匯兌，以收取匯費獲利。當時把匯費叫匯水，大大低于保鏢運送費用。由此，日升昌正式誕生了。[/font]
[font=Verdana]票號的最初成立細節，今天已經模糊不清了，我們暫且不去管它，甚至包括日升昌的開業時間，不同資料也有多種說法。出身于山西平遙，以治學嚴謹著稱的當代學者侯外廬，在他的《近代中國社會結構與山西票號》中記為1796年；民國時期專門調查研究山西票號的范椿年，在《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中記為1797年；而同為民國學人的鄭孝燮和任致遠，在他們的《名城平遙專題考察研究報告》記為1824年。具體時間，只能由專家們去考證了。因為雷履泰生于1770年，考慮到他的學徒出身和掌柜經歷，恐怕1824年的說法比較接近情理。今天的山西學者，根據相關史料和碑刻推算，認為日升昌的成立時間在嘉慶二十四年之后，道光十八年之前（1809~1838年）。[/font]
[font=Verdana]取名日升昌的寓意，是期望票號生意如旭日東升、繁榮昌盛。平遙日升昌總號的對聯，也顯示出這種氣派：“日麗中天萬寶精華同耀彩，升臨福地八方輻輳獨居奇。”很快，日升昌就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發展起來。[/font]
[font=Verdana]傳奇人物雷履泰[/font]
[font=Verdana]日升昌的名聲，很大程度上同它的大掌柜雷履泰分不開。明清的山西人，對經商比科舉更上勁。正如介休大賈“侯百萬”侯培余在大廳寫的對聯所云：“讀書好經商亦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亦難知難不難。”侯培余雖是讀書出身，中過鄉試副榜，但仍以經商為榮。在晉中一帶，做大事、成大器的路徑，就是經商。清朝雍正年間的山西巡撫劉于義，曾在給朝廷的奏章中，對當地風俗歸納道：“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民諺云：“有兒開商店，強過坐知縣。”而經商必須從學徒起步。[/font]
[font=Verdana]在傳統商家當學徒不是容易事。今人只知道“頭懸梁、錐刺骨”的寒窗苦讀是磨煉，可能不知道當學徒、做“相公”的柜臺生涯是更嚴峻的磨煉。所以，山西商人有“十年寒窗考狀元，十年學商倍加難”的說法。商家選學徒十分嚴格，年齡取15至20歲的青年，五官不端正不要，家世不清白不要，拿起算盤能打得噼里啪啦山響，提起毛筆能寫出端端正正的楷書。如果僅僅是經商業務倒還罷了，更重要的是察言觀色，端茶倒水，小心翼翼侍奉掌柜。學徒的隨身家什有“五壺四把”之說。所謂“五壺”是茶壺、酒壺、水煙壺、噴壺和夜壺，所謂“四把”是條帚、撣子、毛巾和抹布。光憑這些家什，讀者就大致能夠估量出當學徒的難處了。伶俐一點的學徒，睡覺也得睜只眼，掌柜一聲咳嗽就能領會其中的含義。這種“全方位”的訓練，是進入商界必不可少的基礎課。山西一直流傳著關于學徒的歌訣：“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壺四把，終日伴隨；一絲不茍，謹小慎微；顧客上門，禮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觀色，唯恐得罪；精于業務，體會精髓；算盤口訣，必須熟練；無客默誦，有客實踐；學以致用，口無怨言；每歲終了，經得考驗；最所擔心，鋪蓋之卷；一旦學成，身股入柜；己有奔頭，雙親得慰。”山西的經商人才，就是這樣練出來的。[/font]
[font=Verdana]雷履泰是平遙細窯村人，由于他后來出了名，他所在的村名也變成了雷家堡。雷履泰最初的學徒生涯是在平遙城北門里頭拐角的“寶房”。所謂寶房就是貝者博房，北方人貝者博流行押寶。干練的莊家搖起寶盒來，架式就像香港電影《賭神》里的周潤發。賭徒們在四周圍著，目不轉睛盯著寶盒的搖動方位和姿勢。寶盒落地，一窩蜂似的押注。就在這種場合，雷履泰練出了一副好眼力和快速心算術。寶盒一開，他立即就能報出各人的輸贏數額，分毫不差。這一手本事，被西裕成商號的二少爺看上了。后來，就請他跳槽來到西裕成。雷履泰有了施展才能的地方，東家也對他重用不疑。很快，他就在西裕成挑起了大梁，隨著經營業務的發展，雷履泰先后被委任為漢口分號的執事、北京分號的領班，一直干到平遙總號的大掌柜。[/font]
[font=Verdana]西裕成發展為日升昌，不是偶然的。早在漢口和北京的經營活動中，雷履泰就已經插手金融事務。這時的商號，一般都在同城有匯兌往來，雷履泰借鑒“賬局”（同城匯兌機構）的經驗，把匯兌由同城擴大到異地；生意中難免有銀子和銅錢的兌換，雷履泰借鑒“錢莊”（貨幣兌換機構）的經驗，開展了生意以外的銀錢兌換；經商難免有借貸，雷履泰借鑒“印局”（傳統借貸機構）的經驗，適當地放一點“印子錢”（即有利息的借貸，今天一般把印子錢作為高利貸的代稱）。所以，在日升昌開業前，雷履泰主持的西裕成已經形成了相應的金融經營格局，而且建立了相應的規范。西裕成改為日升昌，只是為票號的專營和規模化鋪平了道路。[/font]
[font=Verdana]票號的要旨，在于異地匯兌和存貸，因此，擴大匯兌市場和范圍至關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異地匯兌業務由“北京—平遙—漢口”擴展到全國。總號設在平遙西大街，各省到處設置分號，不幾年，分號就達上百處，遍及天津、張家口、盛京、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35個城市。我們現在無法想象雷履泰是怎樣以驚人的速度擴展業務的。也許，只有當今的電訊業和IT業，才有可能挾先進技術之力達到這樣的速度。很快，日升昌就進入了全盛時期。有種說法稱，全盛時期的日升昌曾經占有清朝政府80%的白銀儲備，這幾乎是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天文數字。即使有所夸張，也可以從中看出日升昌在當時商界中叱咤風云、縱橫捭闔的氣勢與雄厚的財力。實際上，同它的營業額相比，日升昌的股本并不高。它的總資本為36萬兩，分成30股，每股1.2萬兩。但是，規模化的經營，最高經營額曾達一年3000萬兩的匯兌業務，使它的獲利能力極高，最高的一次分紅，每股紅利與本金相等，也是1.2萬兩。光緒年間，日升昌曾結賬分紅七八次。讀者不難推算出它的盈利率。[/font]
[font=Verdana]清末民初最后一代票號掌柜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中，對雷履泰是這樣評價的：“西商票莊，創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鈔法，于今之中西銀行尤能挾其秘奧。故咸、同以來，六十余年，全國財政，賴以灌輸，稱極盛焉。”[/font]
[font=Verdana]獨具匠心的平色和匯票[/font]
[font=Verdana]日升昌是第一家晉商票號。票號業做為一個新型行業，在當時既沒有現成的規制，也沒有成熟的模式，雷履泰作為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必須在實踐中摸索和創造。而當時擺在他面前的有兩個難題。一是匯兌標準，二是匯票防偽。[/font]
[font=Verdana]關于匯兌標準，這在紙幣流行的今天不存在問題，而在清代卻是難題。當時流行的貨幣，有銀兩，有銅錢。各地銀兩和銅錢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一直到民國，人們拿上銀元還要吹口氣聽聽響聲，這就是在辨認成色。在日升昌營業期間，南京的頃化銀含銀量達97.3%，而上海的豆規銀含銀量只有73%。于是，在南京票號存100兩銀子，到上海兌現就可能要支付110兩。而這一兌現標準，必須兼顧客戶的滿意程度和票號的贏利比例，要害在于公正與利潤兼顧。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博弈。票號既然專門做匯兌生意，就必須要在公平上做足功夫，不然就沒有客戶上門；同時又要保證自己的賺頭，不然鋪子就得倒閉。這就需要一個統一的匯率標準。用不同匯率來保證各地銀兩成色的平均，即“平色”，平色兌現后給票號留下的賺頭，叫“余利”。雷履泰的一大貢獻，就是確立了當時“平色余利”的恰當標準。恐怕他自己在制訂這個標準的時候也沒有想到，在后來日升昌的發展中，僅僅“平色余利”，就一度占到票號總盈利的四分之一（票號的利潤，主要有三大部分：利息、匯水、平色余利）。用現代銀行業的術語來表達，這就是典型的套利業務（arbitrage）。[/font]
[font=Verdana]關于匯票防偽，這在今天也是難題。日升昌的匯票，由票莊自己印刷制造。一旦出現假匯票，票號就會遭受信譽和經濟上的雙重打擊。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票號對匯票的印刷和安全性要求頗高。當時所采用的防偽技術，有密押、背書、微雕等方法，更有甚者還采用了水印技術。票號上的密押，類似于密碼。現存的檔案資料中，就有用“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十二個字來分別代表一年中的十二個月。過一段時間換一次密押。而這種嚴密的防偽技術，為日升昌創造出了一個神話：在它的百年歷史上，居然沒有發生過一次被誤領、冒領的現象。解決了防偽問題，才能取信于社會，創造“一紙匯票，匯通天下”的奇跡。[/font]
[font=Verdana]票號的企業結構和治理[/font]
[font=Verdana]以日升昌為代表的票號，形成了一套獨具中國特色，又與現代企業制度相近的企業結構和治理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兩權分離、“頂身股”、嚴格號規、“酌盈濟虛，抽疲轉快”等制度架構、管理方法和運作模式。這些制度的源頭，大都起自雷履泰。當然，雷履泰也不是憑空創造，而是依賴于晉商在做生意中日積月累形成的制度體系和常規習慣。[/font]
[font=Verdana]兩權分離[/font]
[font=Verdana]“兩權分離”似乎是現代企業的起點，然而，考究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日升昌推行的兩權分離體制幾近完美。那么，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深究。日升昌的“兩權分離”同現代企業的“兩權分離”不同處在什么地方。[/font]
[font=Verdana]起碼從明代開始，晉商在經營實踐中就形成了“東伙合作制”。所謂“東”，就是資本所有人，俗稱財東；所謂“伙”，就是經營合伙人，俗稱伙計。東伙合作的緣起，在于有資本者未必有經商能力，而能經商者未必有本錢。正是東伙合作，奠定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體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從東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業”就已經誕生。[/font]
[font=Verdana]到日升昌時期，票號的組織結構為三種人：東家、掌柜、伙計（這里的伙計，是后來對學徒和伙友的俗稱，不包括掌柜）。東家相當于董事長，大掌柜以下，全部是東家的雇傭人員。掌柜又分為不同層次，習慣上稱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統領伙計從事具體經營活動。東家是出資人，其職責只有兩項，一是掏銀子，二是選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積累而形成的慣例，晉商在所有經營活動中，東家一律不準插手，甚至連學徒都不能推薦。電視劇《喬家大院》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給東家賦予了想象中的經營決策權。試想一下，如果東家具有杰出的經營能力，大掌柜就是多余；而如果東家缺乏經營能力，插手經營事務只會添亂。所以，久而久之在晉商中就形成了一條雖不成文卻人人都必須遵守的規范——東家不過問經營事務。只有出資人不插手經營，才能保證企業正常運作。甚至為了保障掌柜的權力，晉商還形成了不允許“三爺”進票號的規矩。所謂“三爺”指東家的“舅爺”、“姑爺”、“少爺”。顯然，如果允許“三爺”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專權”，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務“倒插門”，兒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宮戲”。其中的關節竅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電視劇《喬家大院》中的喬致庸，被描寫成了東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筆者以為，這恰恰是現實中的企業兩權不分在文學作品中的折射。歷史哲學家克羅奇聲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誠哉斯言。關于日升昌的資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歷任掌柜都記載翔實，而東家李氏的記載則非常簡略，也說明了這一事實。“董事長兼總經理”，早在票號時代就已經被否定。[/font]
[font=Verdana]當然，作為東家，大筆銀子出手，還不能介入經營活動，如何保證自己的利益不受損？這就靠東家的眼力了。當打定主意出資時，東家惟一要重視的，就是大掌柜的選擇。選對了大掌柜，你就等著拿銀子；而選錯了人，你就等著虧血本。異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儀式，同帝王拜將差不多，擺酒席，請中人，蓋紅印，畫字押，反映出東家對大掌柜的全權委托。所以，東家的標準形象，不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細算扒拉著算盤珠子不放手，而是披著大氅拿著水煙袋悠哉樂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獨立的經營權。其職權之大，可能會讓今人瞠目結舌。比如對資本的運用，對人事的安排，東家一概不能過問。不僅如此，為了不影響掌柜的經營，東家不能在票號里借錢，即使到票號視察也不能在號里過夜。可以說，大掌柜是整個票號發展和贏利的最為關鍵所在。而這種經營權威，也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證。這種體制，恐怕會使我們當今的那些“小媳婦”型經理人羨慕不已。[/font]
[font=Verdana]大掌柜是票號經營管理的最高領導，全權處理全號內外事務，從選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計，再到資本運作和具體業務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決策權，又有執行權，包括內部制度的制定與執行，人員的選用，分號的設立與管理，資金的調度與運作，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商務決策。所以，晉商的東家幾乎都是一個模樣，而大掌柜卻各有特點，有雷厲風行者，有謹小慎微者，有出奇制勝者，有重視細節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設二掌柜，通常職責是協助大掌柜處理全號事務，尤其是內部制度的實施以及員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號，還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協助上一級掌柜工作。這些掌柜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高級管理層，是票號管理團隊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font]
[font=Verdana]日升昌為了適應在全國甚至在外國開展業務的需要，在總號之下設立了大量分號。分號的設立由大掌柜決定，人員由總號派出。所有分號不獨立從事業務，其業務一概由總號調度，所以，也不單獨考核分號的業績。從整體上看，票號是以大掌柜為中心的垂直式集權組織模式。分號只是總號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font]
[font=Verdana]頂身股[/font]
[font=Verdana]“頂身股”是晉商的發明創造，有人把它比作當今的MBO（即管理者控股，但身股的獲得渠道不是購買，而是服務年資和表現）。這是當時特有的企業激勵體制，也是協調東伙利益關系的基本舉措。具體做法是：東家的出資為銀股，是票號的真實資本；掌柜和伙計以人力入股，是為身股，俗稱“頂生意”。身股與銀股相對應，不交銀子，但是需要對東家投入的資本負責，是票號里的“虛擬”股本。身股與銀股一樣，都享有同等分紅的權利。掌柜和伙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現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務年限增長及表現優異，則會追加股份。反之則會降職。這種頂身股制度，使票號在組織體系上利益一體化，形成了很強的向心力。晉商有言：“薪金百兩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這一俗語中表露無遺。[/font]
[font=Verdana]身股如此重要，想獲得也十分艱難。獲得身股是從當學徒開始的，經過長達十年以上的磨煉，才能取得頂身資格。商家選學徒，比丈母娘挑女婿還要嚴格，而且還要由與票號有業務關系的店鋪擔保。學徒出事，保人要承擔賠償責任。進號以后的三年學徒期，對于常人來說十分難熬。第一年干雜活，以考察品德為主；第二年學業務，包括文化、寫字、珠算、票號業務、騎馬、蒙古語等；第三年跟師傅跑生意，在實踐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準告假，臟苦累賤，一樣不缺。套一句現在流行的調侃語來說，就是“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狗還晚，干得比牛還多，身份比豬還低”。從裝水煙、遞毛巾到倒夜壺、疊被褥，對掌柜要伺候得無微不至。現在人們可能會以為這樣做有點過份，而且似乎不見得同經商技能有多大關系。實際上，正是這種生活小事的濡染，才能養成經商所需的眼尖手快、腦筋活絡、察言觀色、心機靈動。學徒期滿，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就變成票號的伙友，但是還要經過七年班期做事，業績可觀，無錯無誤，才能取得身股。這十年期間，伙計從早上東方發白起床，到晚上繁星滿天關門，在店里是沒有座位的，所以才留下了“站柜臺”的說法。許多學徒，在十分苛刻的條件中能堅持下來，靠的就是對身股的預期。[/font]
[font=Verdana]這十年，也是掌柜觀察伙計、辨識人才的過程。民國初年，山西票號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李宏齡，曾用這樣一段話概括了這種職業訓練：“票號以道德信義樹立營業之聲譽，故遴選職員，培養學徒非常慎重，人心險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實驗無以知其究竟。”在具體的考察人才方法上，他還提出了一整套準則：“遠則易欺，遠使以觀其忠；近則易狎，近使以觀其敬；煩則難理，煩使以觀其能；卒則難辦，卒使以觀其智；急則易夾，急使以觀其信；財則易貪，委財以觀其仁；危則易變，告危以觀其節；久則易情，班期二年而觀其則；雜處易淫，派往繁華以觀其色。如測驗其人確實可用，由總號分派各分號任事。”票號內的許多中高層管理人員，都是這樣一步步走出來的。[/font]
[font=Verdana]身股的數額不等，大掌柜的身股數量，由東家確定。一般的山西票號，大掌柜往往可以頂到一股，也就是十厘。有的票號比較特殊，限制整股，如大盛魁的大掌柜，最高身股為九厘。也有個別票號，大掌柜頂到十一二厘。從二掌柜以下，身股為七八厘（掌柜）到一二厘（伙計）不等。身股的多少，同經營中的職權大小相對應。由低到高，頂一二厘生意者，就可以接待客戶，商洽生意，掌管雜事；頂三四厘生意者，可以上柜，應酬買賣，決斷一般營業（對于這種可以上柜的伙計，客戶打招呼時就開始以“掌柜的”尊稱），但大事不能做主；頂五厘生意者，就已經進入中層，可以定奪一些較重要的生意，獨立開展業務；頂七八厘生意者，就已經成了票號的臺柱子，大宗交易可直接拍板，盤點分號，核算盈虧，甚至掌管全局；頂九厘生意以上者，非大掌柜二掌柜莫屬，他們通常不過問小宗貿易和日常營業，而是決斷重大疑難，進行戰略設計。[/font]
[font=Verdana]身股有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在本金虧損的情況下，頂身股者并不承擔相應的虧損責任，而有權利分紅。這樣，掌柜和伙計不用承擔本金風險。從這一點上看，身股制度并不是資產制度，而是屬于利潤分成的激勵制度。為了給伙計示范，有些票號，對起過重要影響或創造巨大利潤的掌柜伙計，還實行身股繼承制度。他去世之后，票號依然會給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紅，最長可達七年。這種身股所起到的激勵作用是顯著的，伙計的利益與票號的利益緊密綁在一起，取得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效果，從而能更有效地激勵伙計們的工作熱情。[/font]
[font=Verdana]號規[/font]
[font=Verdana]票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號規也是嚴格的。所謂“家有家法，鋪有鋪規”。票號的規矩之多，為當時各行業所罕見，有許多規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號，都嚴格規定“十不準”，包括不準攜帶家屬，不準嫖妓宿娼，不準參與貝者博，不準吸食鴉片，不準營私舞弊，不準假公濟私，不準私營放貸，不準貪污盜竊，不準懈怠號事，不準打架斗毆。一旦有違反號規者，立即除名，俗稱“卷鋪蓋”。這種懲罰的嚴厲性，在于它是公認的行規，凡是某個票號犯事而卷了鋪蓋的伙計，其他任何票號都不會再錄用。也就是說，犯規除名等于宣告這個人經商生涯的終結。各個票號，還會根據自己的情況做出更細的規定。例如，除父母喪葬大事，不得請假；每月準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帶東西銀錢；家信要交總號檢查并由總號轉交，不得私寄等等。這種幾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規章，強調票號對伙計的人身控制，在當時行之有效。[/font]
[font=Verdana]號規的嚴格，還在于不分高低，不講情面。日升昌天津分號的大掌柜冀體謙，用現在的話來說，屬于“資深高級經理”。他的弟弟冀體和，擔任百川通票號天津分號的二掌柜。在晉商群體中，都是響當當的人物。有個生意上往來的富商為了巴結冀體謙，給他重金買了一個青樓女子。冀體謙明知號規不準納妾，但自恃資格老，貢獻大，貪于美色，就把號規拋在腦后，將這位女子收為偏房，并囑咐伙計們保密。他的弟弟覺得不妥，勸說無效，就給父親寫信告知此事。父親令他盡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過得蠻舒服。但好景不長，日升昌總號派梁懷文“巡邊”，發現此事，報告總號。總號當機立斷，立即下令冀體謙“卷鋪蓋”。冀體謙沒想到總號會動真格的，灰溜溜地帶著小妾回家。更沒想到他的老父親動了真怒，拒絕他進門，宣布斷絕父子情分。他只好另租一個地方，勉強度日。冀體謙干了一輩子票號，沒有其他謀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于斷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業的門路。青樓女子奢侈生活過慣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殺。冀體謙人財兩失，雞飛蛋打，徹底淪落。有這樣的前鑒，票號伙計都會掂量輕重，沒有人敢于輕易違規。[/font]
[font=Verdana]至于票號的具體經營業務，我們在這里就不談了。在當時，這樣一種治理結構，帶來的是日升昌生意興隆。資本的嗅覺是靈敏的，日升昌給晉商提供了一個樣板。很快，晉商紛起效尤，在平遙、介休、祁縣、太谷、榆次等地涌現出了大批票號，有的票號（如合盛元）的分號甚至設到日本的東京、大阪、橫濱、神戶以及朝鮮的新義州等地。梁啟超曾感嘆說，山西票號“執中國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為票號的領頭羊，得到了“天下第一號”、“匯通天下”的贊譽。到雷履泰70歲壽誕時，山西商會專門為這位票號先驅贈予一匾，上書“拔乎其萃”四個大字，以表彰他首創票號之功。[/font]
[font=Verdana]票號的“中國特色”[/font]
[font=Verdana]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金融機構，票號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帶有很濃重的“中國特色”。票號不僅僅是中國企業制度的濫觴，而且在它的血脈里滲透著傳統文化的浸潤。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票號的發達也好，衰落也好，都與這種“中國特色”有密切關系。[/font]
[font=Verdana]山西式信用[/font]
[font=Verdana]票號作生意，關鍵就是一個“信”字，“以義制利”是晉商的基本準則。“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晉商的講誠信，在當時是很出名的，而且承擔的是無限責任。票號對顧客必須做到言而有信，即使損失再大，甚至破產，也在所不惜。“寧叫賠折腰，不讓客吃虧。”所以，有人總結票號的特點是“賠得起”。所有票號，從日升昌開始，就確立了一個原則，即只要儲戶手拿匯票，不管何時何地，都必須無條件兌換。這種誠信，同西方的企業發家史不一樣，而是從中國傳統中演繹出來的——所有票號，都會供奉關公。在票商心目中，這位已經被神化的山西老鄉關圣帝君，就是誠信的化身。也只有山西的關圣帝君，才能解釋票號“無限責任”的內涵。在晉商的經營歷史上，有許多孫子替爺爺清賬，兒子為父親還債的故事。這種商家義務，不是用現在的契約合同責任所能解釋的。當代有的學者在研究中認為，正是票號的這種無限責任，限制了票號向現代銀行業的轉型。有的學者則認為，盡管現代企業只承擔有限責任，但經營所需要的，正是把這種無限的負責精神發揚光大。這兩種觀點孰是孰非，只能由讀者自己判斷。[/font]
[font=Verdana]有幾則小故事，頗能反映出日升昌的這種經營理念。平遙城內有一位沿街討飯數十年的寡婦老太太，人人都知道她家貧如洗。但光緒年間突然有一天，這位衣衫襤褸的老太太來到西大街日升昌總號，拿出一張皺皺巴巴的匯票，讓柜上辨識兌換。接待她的伙計不敢怠慢，一看匯票，數額為12000兩，開具者是日升昌張家口分號，時間在同治七年。時隔三十多年，伙計看不出真假，趕緊請示柜頭柳芬。柳芬自己也說不清，只能到后廳詢問大掌柜張興幫。兩人把老太太請到屋內，問清了匯票來歷，并認真查閱了數十年的賬簿，如數兌付了現銀。原來，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張家口經商，做皮貨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號匯款12000兩白銀后，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體運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來，擇日出殯，一個好端端的家庭開始敗落。妻子幾十年熬過來，不承想有一天，她拿起丈夫留下的一件夾襖，從衣角摸到一張縫在里面的日升昌匯票。因為她的丈夫死在路途，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她自己也說不清這匯票是真是假，即使匯票真實，事隔多年，日升昌認不認也在兩可之中。她只好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到日升昌碰碰運氣。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聲大振，匯兌和存放款業務一天比一天紅火。[/font]
[font=Verdana]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和光緒逃往西安。由于倉皇，這些人甚至來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銀細軟，他們隨身攜帶的只有山西票號的存單，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號兌換銀兩。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而且連賬簿也被付之一炬。沒有賬簿，山西商人就無從知道什么人在票號里存過銀子，更無從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賬目之后再行兌付。這樣的要求毫不過份，合情合理。包括來取銀子的難民也不難說服，他們剛剛經歷過京城的兵荒馬亂，甚至親眼目睹了票號被劫掠焚毀的情景和火光。但是，日升昌沒有這么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么做。他們在分號賬目無法核對的情況下，采取了他們自認為最恰當的做法——所有儲戶，只要拿出存單，只辨認存單真假，不核實賬目余欠，不管銀兩數目多大，一律立刻兌現。[/font]
[font=Verdana]這種誠信，為晉商帶來了巨大的聲譽。《清朝續文獻通考》卷18稱：山右鉅商，所立票號，法至精密，人尤敦樸，信用最著。1888年，一位匯豐銀行的英國經理評價說：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么地方的商人會像中國商人這樣值得信賴，25年來，匯豐銀行與中國商人做了大量生意，數目達幾億兩之巨，但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欺騙行為。正是這種誠信，推動了晉商的發展和票號的興旺，同樣，這種誠信，也同西方式企業所形成的“有限責任”格格不入。無論是財東還是掌柜，都認為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如果只承擔股本責任而為東家留下賴賬的后路，無異于詐騙。所以，這種誠信中隱含著一個非常嚴苛的前提，就是作為東家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一旦在商戰中敗北，不可能有“破產”后復出的機會。而經商不可能穩拿穩賺，關公式的信義，肯定會有不少人最后發展為關公式的“走麥城”。孰是孰非，也值得今人細細思量。而票號的身股不承擔虧空賠償責任的慣例，為優秀經理人才開啟了另一條生路。生意虧本，東家徹底玩完，但掌柜的和伙計們只要品行無虧，信譽不倒，還可以在其他商號東山再起。[/font]
[font=Verdana]山西式用人[/font]
[font=Verdana]以日升昌為代表的山西票號，在用人上具有極為鮮明的山西特色。所有的晉商，用人原則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用鄉不用親。開票號的財東是山西人，票號的所有人員，從大掌柜到伙計學徒，一律山西人，概莫能外。而且主要分布在平遙、祁縣、太谷、榆次、介休、蒲州一代。[/font]
[font=Verdana]不用家人和親戚，是晉商的一個非常嚴格的不成文規則。這在中國千百年來重視親情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難得的，同時也是勢在必然的。從古到今，經營需要的是理性，親情介入經營，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晉商不用親屬的起源已經無從查考，但這肯定是經歷了無數次教訓之后積累出來的智慧。這并不是說晉商不看重親情，只是表明，在他們那里，親情是親情，生意是生意。做生意錙銖必較，濟貧困則慷慨大度。這一點，倒同當代西方某些大企業家拼命賺錢然后又回報社會有點相仿。[/font]
[font=Verdana]票號只用山西人，這同古代的信息條件有關。當地人知根知底，人品性情如何，口碑俱在，尤其是進入票號必有鋪保，保人狀況如何有著很大作用。一旦出事，鄉里輿論不容，欺騙行為會付出極高的成本。前面提到的冀體謙就是一例。在這種環境下，一旦犯事，終身受累，任何人都得仔細掂量。所以，不僅是日升昌，而且包括所有山西票號，不管是鼎盛時期，還是衰敗末路，數百年間，居然沒有出現一起掌柜貪污或卷款逃跑的事件，犯事的伙計雖有，但概率極低。盡管票號經營中少不了有勾心斗角跳槽挖坑之類行為，但這些行為均有“章法”，有些“底線”是不能碰的。[/font]
[font=Verdana]在山西，人們對經理人員的重視程度，遠遠高于財東。成功的掌柜，也是晉人激勵子弟的楷模。民謠云：“人養好兒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鴻翙，三子無出息，也是程大佩。”雷履泰是山西首家票號日升昌的大掌柜，毛鴻翙是日升昌的二掌柜，后來跳槽做了蔚泰厚的大掌柜，程大佩是日升昌的三掌柜。無形中，晉中一帶，經理人才層出不窮，人人都力爭向掌柜的臺階上攀登，頂不濟也得當個有頭有臉的伙計。這種選擇和培養的互動效應，也是山西票號只用當地人的一個因素。[/font]
[font=Verdana]福兮禍所伏，只用山西人，使票號獲得了人力資本上的巨大收益，同時也限制了票號的發展前景。尤其是在晚清的銀行改革中，山西票號一再拒絕改革動議，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改革會使“外人”進入金融業，最終使風光一時的票號黯然失色。此乃后話。[/font]
[font=Verdana]山西式斗法[/font]
[font=Verdana]柏楊在《丑陋的中國人》中，對中國的“窩里斗”做了辛辣的抨擊。晉商也不例外。篇幅所限，本文只舉一例。[/font]
[font=Verdana]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大權在握，二掌柜毛鴻翙精明能干，本來是一對好搭檔。但是，共患難易，同享樂難。日升昌如日中天的時候，兩人發生了矛盾。有一次，雷履泰有病，基本不管具體事務，但依然住在票號，大事由他定奪。二掌柜毛鴻翙就給東家悄悄建議說：住在票號不利于養病，讓東家出面勸雷履泰回家休息一段時間。東家腦子少根弦，沒思量就去勸雷履泰。雷履泰二話沒說，當天就回家去了。過了幾天，東家到雷家去探望他的病情，看見雷履泰正在向各地分號發信。東家大吃一驚，而雷履泰不緊不慢對他說，日升昌是東家的，而各地分號是我雷履泰開設的，現在我準備全部撤回來好交盤給你。東家聽到這里，當下就跪到雷的面前，懇求不要撤號。雷只好讓東家起來，放話說，他知道讓自己回家不是東家的主意，但絕不答允回總號視事。東家無奈之下，只有賠情，每天派伙計送酒席一桌，紋銀五十兩。這種情況下，毛鴻翙這二掌柜不可能再干下去了，便辭號去了蔚泰厚綢布莊。雷履泰逼走毛鴻翙，這才重新回來。[/font]
[font=Verdana]至此，雷毛二人結下了梁子。毛鴻翙發誓要報復雷履泰，在他主持下，蔚泰厚也改做票號生意，挖來了日升昌伙友中的兩員干將郝名揚、閻永安。東家侯氏破格以待，給毛鴻翙在蔚泰厚頂股十厘的同時，又在新泰厚同時頂股十厘，等于讓毛鴻翙一個大掌柜頂了雙份身股。毛鴻翙知恩圖報，同時也是要給雷履泰難堪，使蔚泰厚生意迅速發展起來，而且形成了蔚字號五號聯營，成為日升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雷履泰則不擇手段，給自己各分號發信，揭露被挖走的兩個伙計隱私，而且不計代價拆蔚泰厚的臺。據說，由于雷履泰的暗中操縱，曾導致蔚泰厚的蘇州分號徹底失去了生意。[/font]
[font=Verdana]如果僅僅是生意上的惡性競爭，倒還勉強說得過去，然而，斗法并不到此為止。雷履泰給自己的兒子起名叫雷鴻翙，以羞辱毛鴻翙；毛鴻翙也不善罷甘休，給自己孫子起名叫毛履泰，更低了一個輩分（余秋雨在文中稱兩人都給自己的孫子起了對方的名字，記憶有誤。本文從《山西票號考略》所載）。這種爭斗，明顯具有“中國特色”。[/font]
[font=Verdana]票號的沒落[/font]
[font=Verdana]近代中國，能令國人引以為自豪的事不多，而山西票號獨樹一幟。梁啟超《在山西票商歡迎會演說詞》中稱：“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對于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票業，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然而，好景不長，票號的發展，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走到了盡頭。[/font]
[font=Verdana]“官本位”的影響[/font]
[font=Verdana]票號的誕生和發展，來自于社會動蕩造成的機遇。道光二十九年，70歲的雷履泰在選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后去世。其時，票號業在全國進入鼎盛時期，以日升昌為代表的山西票號群已經掌握了全中國的金融命脈。[/font]
[font=Verdana]在中國，什么事情都離不開“官方”。票號發展過程中，吃了官方的甜頭，但也帶來了苦頭。[/font]
[font=Verdana]咸豐元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打破了清朝的寧靜。半個中國陷入戰爭的蹂躪，將晉商幾代人開創的商路徹底阻絕。不過，票號的基地在北方，向南發展不久，所以受到的打擊不算致命。同時，由于南方向北京運輸京餉的通道被戰爭切斷，清政府被迫將匯兌京餉的重任交付給票號。京餉是對清政府的官吏俸祿、八旗軍費以及皇室費用的總稱，來自于各行省和關稅、鹽課。京餉本該由地方押運送往北京，但由于戰爭阻塞了交通，使清政府爆發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清政府被迫在同治元年允許票號匯兌京餉。從此，票號與官方拉上了千絲萬縷的聯系。[/font]
[font=Verdana]同治四年，清政府又將協餉交予票號匯兌。協餉是指由戶部下撥各省和海關運往各地的綠營軍費及地方經費。經此，票號的命運與清政府緊密地結合到一起，成為政府依賴的非官方金融機構。在日后的洋務運動和《馬關條約》賠款中，票號也占據了重要的地位。[/font]
[font=Verdana]票號在由一個純民間的商業金融組織演變為清政府的金融工具后，免不了與地方乃至中央的官員頻繁接觸，這種接觸必然導致官商勾結。票號要利用官員的政治資本與內部消息賺錢，官員也要利用票號雄厚的經濟實力為自己摟錢，二者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到光緒年間，包括日升昌在內的山西票號，主要業務已經成為官方的金融事務。緊傍官方，把票號的命運同朝廷捆綁在一起，隨著清王朝的衰微，票號也出現了危機。[/font]
[font=Verdana]近代銀行的威脅[/font]
[font=Verdana]鴉片戰爭后，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清政府被迫開放口岸，這就使得外來資本可以輕松進入中國。銀行，這個來自西方的洋玩意，開始了與票號的激烈競爭。[/font]
[font=Verdana]銀行在中國的發展可謂一帆風順。1847年，第一家外資銀行——英商有利銀行在上海開業。1896年，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華俄道勝銀行在上海開業。同年，盛宣懷向朝廷上了“請設銀行片”，認為“非急設中國銀行，無以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次年，盛宣懷開辦的第一家私營商業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開業。至1911年，全國已經成立了30多家銀行。[/font]
[font=Verdana]本來，順應時勢，在中國開辦銀行，是山西票號順理成章也是最拿手的發展方向，然而，晉商過于精明，拒絕了這個機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提出設立大清銀行（戶部銀行），要求票號出錢出人，被晉商拒絕。旋又提出由政府出資金，由票號出人，又被拒絕。大清銀行成立之后，曾找山西票號入股，再遭拒絕。無奈之下，大清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這直接導致后來中國金融業被江浙商人所控制。連朝廷的建議都拒絕，直隸總督袁世凱更不在話下。袁世凱打算成立天津官銀號，請山西票號入股，也碰了釘子。拒絕的理由其實很簡單，就是怕“外人”和“外資”插手票號。[/font]
[font=Verdana]戶部銀行成立以后，作為清政府的官辦銀行，自然而然地壟斷了幾乎全部官銀匯兌業務，這對于山西票號無疑是致命一擊。[/font]
[font=Verdana]票號的自救運動[/font]
[font=Verdana]晚期的山西票號經理人，值得一提的是李宏齡。他是山西平遙人，時任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號大掌柜。此人學識過人，交游廣泛。陳三立在《平遙李君墓表》中稱：“君雖治商，而好讀儒生性理諸書，有所得報，膺而躬行之，所與游多一時知名士。”所以，他的眼界比較長遠，在銀行業進入中國之后，他清楚地看到了銀行制度的優越性以及票號的種種弊病。率先倡言票號改革。他認為，票號只能通過反省自身毛病，改組為有限股份制銀行，才是唯一出路。1904年，他召集票號同仁商議組建銀行，但多數晉商并不熱心。此時的日升昌大掌柜梁渭舟，倒不是特別反對，卻擔心辦不成。稱“家數太多，人心不齊，難以成事。”[/font]
[font=Verdana]李宏齡的具體建議是：由山西各大票號聯合出資，成立晉省匯業銀行。計劃由各票號集股五百萬兩，每股100兩。每個月4厘行息。為此，他與祁縣票商渠本翹一道，聯合平、祁、太三幫各分號經理，向平遙總號發信，闡明利害，力勸改組，以應對來自盛宣懷的中國通商銀行、朝廷的戶部銀行、各個外資銀行，以及交通銀行、四明商業銀行的競爭。但是，蔚豐厚平遙總號大掌柜毛鴻瀚，出自票號傳統的考慮，對李宏齡的建議徹底否定，對蔚字號的各分號下令道：“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逕束高閣可也。”票號自救旋告失敗。后來，李宏齡憤而著出《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敗記》，沉痛說道：“今者機會已失，商運已衰，縱有救時良策，亦往托諸空言，惟耿耿之懷，終難自己。緩將籌設銀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閱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敗，果天數乎，抑人事乎，愿以質諸世之有識者。”[/font]
[font=Verdana]票號的凄涼晚景[/font]
[font=Verdana]1911年，清王朝搖搖欲墜，票號也病入膏肓。這時，山西票號的所有東家和大掌柜，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到前途的黯淡，于是，再度商議改組票號為銀行。當年的反對派首領毛鴻瀚第一個舉手贊成。但時機已經錯過，票號多已巨額虧損，失去了募集本金的能力。1913年，由民國財政部從中牽線，提出向美國銀行團借款500萬元銀洋作為本金，但終因不能提供抵押，被拒絕借款。票號斷絕了改組為銀行的最后一線生機。[/font]
[font=Verdana]1914年，在金融界活躍近百年的日升昌票號倒閉。天津《大公報》的報道如下：“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當懸日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font]
[font=Verdana]曾經主宰中國金融的山西票號，給我們留下了不盡的思考。在日升昌平遙總號舊址建立的中國票號博物館里，我們還能領略到它那往昔的風光。曾在太谷度過童年的經濟學家梁小民，批評余秋雨的散文和成一的小說對晉商興衰的原因探究失于表面，他精辟地指出：“晉商的成功在于建立了一套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激勵機制與商業道德，晉商的衰敗也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缺陷，成也傳統文化，敗也傳統文化，這是理解晉商興衰的鑰匙，也是尋求今天山西走出貧窮的起點。”[/font]
[font=Verdana]日升昌大事記[/font]
[font=Verdana]道光三年（1823年），山西平遙西裕成顏料莊改營票號，日升昌創立（日升昌創立時間有多種說法，詳見正文）。財東為平遙達蒲村李氏，大掌柜雷履泰，二掌柜毛鴻翙、三掌柜程大佩（培）。銀本30萬兩。“日升昌”的金匾，由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狀元陳沆題寫。[/font]
[font=Verdana]道光四年（1824年），日升昌由平遙西大街路北遷入路南新址。[/font]
[font=Verdana]道光六年(1826年)，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與二掌柜毛鴻翙沖突。毛鴻翙出號，另就蔚泰厚綢布莊大掌柜，改蔚泰厚為票號，并完成蔚豐厚、蔚盛長、天成亨、新泰厚等字號的改營改組，建立“蔚字五聯號”。山西票號業自此迅速擴張。[/font]
[font=Verdana]道光十八年（1838年），日升昌出資興辦日新中票號。[/font]
[font=Verdana]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0壽誕，獲山西商會“拔乎其萃”匾（一說為日升昌財東所賜）。[/font]
[font=Verdana]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平遙重修文廟，日升昌捐銀100兩，雷履泰捐銀40兩。[/font]
[font=Verdana]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病故，日升昌二掌柜程大佩（培）之子程清泮接任大掌柜。[/font]
[font=Verdana]咸豐三年（1853年），山西票號在北京為朝廷軍務（鎮壓太平天國）捐銀，程清泮報效750兩。[/font]
[font=Verdana]咸豐十一年（1861年），因太平軍戰事損失，日升昌票號令各分號收縮業務，決定撤回北京、漢口、長沙、沙市、開封、張家口、成都等地分號。[/font]
[font=Verdana]同治二年（1863年），浙江商人胡光墉仿日升昌，在上海開設阜康票號。自此，中國票號分北幫、南幫。[/font]
[font=Verdana]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大旱，連年饑饉，餓殍枕藉。日升昌財東賑災捐銀5萬兩左右。[/font]
[font=Verdana]光緒六年（1880年），程清泮病故，郝可久接任日升昌大掌柜，白沛李、王啟元為二掌柜和三掌柜。[/font]
[font=Verdana]光緒十六年（1890年），郝可久病故，王啟元繼任日升昌大掌柜。[/font]
[font=Verdana]光緒十七年（1891年），王啟元病故，次年，張興幫繼任日升昌大掌柜。此時，日升昌業務進入鼎盛期，年匯兌白銀總額達三千萬兩（甚至有五千萬兩之說，存疑），存貸款達二千萬兩，分號發展到35個城市。[/font]
[font=Verdana]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西逃。沿途需餉和花銷用度，均由日升昌等山西票號匯兌或代解現銀。[/font]
[font=Verdana]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張興幫病故，郭樹柄接任日升昌大掌柜。[/font]
[font=Verdana]宣統二年（1910年），日升昌財東與掌柜郭樹柄、梁懷文、尹光鐸、柳芬等伙友訂立東人合約，規定銀股每股12000兩，合計31.9股，銀本38.28萬兩。另設空股4.1股，身股5股，總計41股。[/font]
[font=Verdana]1911—1912年，政權更迭，日升昌因之損失現銀10萬余兩，衣物價值5萬余兩。[/font]
[font=Verdana]民國三年（1914年），日升昌北京分號掌柜侯垣，因擔保祁縣合盛元票號受牽連，被債權人蘇錫綿等告至北京地方司法機關。十月，日升昌平遙總號及財東達蒲李家遭北京政府查封。十一月，已經辭職離號的二掌柜梁懷文攜帶伙友，赴京到審判廳報到，開始清理號事。自此，日升昌實際已經破產。[/font]
[font=Verdana]民國四年（1915年），日升昌清理無望，司法部宣告其破產，農商部通飭全國各地商會知照辦理。經梁懷文與債權人協商，72名債權代表向司法部請求暫免日升昌破產，繼續營業，以收賬還債。[/font]
[font=Verdana]民國十一年(1922年)，日升昌債權人296戶中，293戶贊成日升昌復業，經司法部批準復業。日升昌復業后的實際業務主要為清理債務。[/font]
[font=Verdana]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日升昌票號最終歇業。日升昌的部分伙友，發起成立日升昌錢莊。[/font]
[font=Verdana]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日升昌錢莊歇業。[/font]
[font=Verdana]1986年，日升昌總號舊址被列入平遙縣級文物保護單位。[/font]
[font=Verdana]1995年，日升昌總號舊址被列入山西省級文物保護單位。[/font]
[font=Verdana]1996年，日升昌總號舊址建立中國票號博物館。[/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