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漢元“兩會”期間積極闡釋熱點問題

胡文輝

本次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先生認真履行人民政協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積極建言獻策，參與國是，反映社情民意，以政協提案及大會發言的形式，分別就 “全民發放消費券 有效拉動當前和近期內需”、“將光伏產業納入擴大內需政策范疇”、“加大政策力度 支持民營經濟度過當前金融危機”、“在新農村建設中推行可控盈利保障體系”等熱點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
一、全民發放消費券 有效拉動當前和近期內需
劉漢元常委談到，自從去年11月中央政府4萬億投資計劃啟動以來，由于投資計劃更多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這些項目從立項到建設再到拉動經濟，至少需要三個月、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由此就會錯過當前的時機，難以在半年、一年的較短時間拉動內需，帶動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當前和今后半年到一年的時間，老百姓的觀望心態難以緩解，企業生產過剩、民眾消費低迷可能對市場信心、未來經濟發展預期產生消極影響。從近幾個月的一些關鍵指標和經濟數據來看，目前信心尚未恢復，亟需繼續加大踩油門的力度，繼續出臺一批重大經濟刺激計劃，采取果斷措施，避免我國經濟繼續下行而步入通貨緊縮。
他說，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給出口、就業等方面造成的壓力已經影響到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并由此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意愿，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表明，消費者信心指數自2008年1月以來持續下降，尼爾森的調查數據顯示，超過60%的公眾認為收入水平是其2009年消費的瓶頸。隨著國內企業當前生產效益的不斷下滑，如果沒有充足的市場消費需求，必然影響企業進行投資、擴大再生產的動力和意愿，并由此造成供應減少、物價上升，最終又使得消費進一步萎縮，陷入惡性循環。因此，只有解決好當前和今后半年到一年內的消費低迷問題，擴大國內消費，才能令4萬億投資具有可持續性，使其發揮最大的乘數效應。
為此，劉漢元常委建議，借鑒新加坡、日本以及我國港澳臺地區的現有經驗，全民發放消費券，有效拉動當前和近期內需。從而立竿見影地直接刺激和帶動國內消費市場。通過發放消費券，將有效提振民眾當前消費信心，并使其成為彌補半年乃至一年內消費信心不足的主要措施。同時，作為資金來源渠道之一，適當的印鈔，讓人民幣適當的貶值，也是抵消通貨緊縮、維持消費信心、提升消費水平的有效手段之一，有利于我國經濟穩定與發展。消費券可按中國公民每人、每次1000元的統一標準發放，發放時間可視情況靈活掌握，初步安排在2009年三月底、五一、十一及明年春節前后四次，消費券限定在發放后一個月內消費完畢，并根據發放后的經濟形勢、消費信心恢復程度等階段性效果靈活選擇，或只發三月底這一次，或五一發一次，或國慶發一次，或2010年春節再發一次，任何不需要的時候，可隨時決定停止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的發放。
他說，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國內生產能力總體過剩，尤其輕工產品、家用電器、生活用品等，我國幾乎是全世界生產能力最大的國家。生產能力和產品廣泛存在，存在大量潛在需求，只是由于消費信心不足，購買力不足，大家購買愿望不強，從而出現了一邊企業產能過剩、大量工廠停產，而另一邊老百姓大量想買而沒有錢買的現實狀況，從而導致大批企業設備閑置、虧損嚴重，被迫關門停產，尤其是春節后出現全國2000多萬農民工、幾百萬大學畢業生無法就業的嚴峻形勢。因此，通過發放消費券的形式，可讓想消費的人有錢消費，快速將消費愿望轉化為購買行為，加速消費信心的恢復和消費能力的提升，立竿見影地拉動內需。尤其是產品生產和加工的企業，將由此獲得更多收入和更大利潤，從而有能力、有意愿、自覺地進行再投入和擴大再生產，直接帶動就業和稅收增長，并形成良性循環，從而使我國經濟重回良性發展的快車道。
二、將光伏產業納入擴大內需政策范疇
劉漢元常委談到，中央政府4萬億投資計劃中一項重要舉措就是加強我國生態環境建設。而太陽能作為當前及未來最經濟、最清潔、最環保的可再生能源，國家有必要借此機會，進一步加大對光伏產業的扶持力度，將光伏產業納入國家擴大內需政策扶持的范疇，從國家規劃的4萬億投資中安排專項資金用于鼓勵、扶持光伏產業的發展，既能加強生態環境建設，更能優化我國能源消費結構，帶動太陽能應用終端、輸變電設備等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并提供數百萬個就業崗位，從而作為擴大內需、增加就業的重要手段，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劉漢元常委指出，人類對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傳統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使地球上超過50億年積累的能源，將在幾十、上百年間耗盡，能源危機正逐漸蔓延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瓶頸，不僅羈絆了全球經濟發展，也成為全球政治、軍事沖突的重要因素。所以，無論從國內還是世界來看，全球性的能源危機已非常突出。與此同時，燃燒這些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釋放出的大量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和導致的溫室效應，可能在這些能源被耗光之前，就已經把地球環境破壞到人類無法居住的程度，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經超過300億噸，如不加控制，這一數字將在2030年達到400億噸，其中我國將占據1/4的比例。同時，我國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不同程度污染，1/3的國土被酸雨覆蓋。綜合世界銀行、中科院和環保總局的測算，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GDP 的10%左右。
他說，我國的光伏產業取得迅猛發展。2002—2007年間，我國光伏產業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91.3%；2007年我國的太陽能電池產量已達1088MW，成為了世界太陽能電池的第一大生產國。不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一個從“多晶硅——硅錠/硅片——電池/組件”的產業群。無論從解決就業、增加稅收，還是從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拉動內需等各方面來看，光伏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正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且前景不可限量。雖然我國光伏產業發展迅速，但同時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其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一方面由于光伏產品及光伏發電成本還處于高位，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尚未出臺鼓勵光伏產業的具體政策，從而導致我國光伏產業一直處于上游“硅料生產”及下游“光伏產品應用或光伏發電”兩頭均在國外的尷尬局面。長此以往，勢必將嚴重影響我國光伏產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為此，他指出，每一次經濟蕭條后的復蘇，都需要有新技術、新產業、新突破，然后帶動社會發展，帶動經濟走向繁榮。從此意義上講，當前的金融危機并非只是金融領域的問題，其根源在于以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經濟增長周期已過去，因此必須有新的技術創新和新產業的發展，牽引經濟發展走出衰退。而新能源產業無疑是下一輪產業技術革命的核心，光伏產業在替代傳統能源的過程中，將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制造機會、建設機會，是一個現有的、成熟的、功在千秋的產業拉動和新的增長點。
劉漢元常委建議，有必要借鑒歐洲國家行之有效的作法，包括借鑒我國已實施多年的對風電的鼓勵性作法，強制性要求國家電網對光伏發電按補貼性的“上網電價”全額收購。根據現階段光伏發電的成本，宜將初期的補貼性“上網電價”確定為1.5—2元人民幣/千瓦時，今后隨著產業的規模化、成熟度上升，規模效應逐步顯現，每隔三年或五年對價格進行一次調整，最終將隨著傳統能源價格的上升、人們對環保的重視以及環境治理成本的上升，兩者趨于平衡，再按照市場規律運行即可。同時，積極支持太陽能光伏產業研發推廣，特別是對進行太陽能級硅材料制備以及太陽能光伏應用研發、推廣的單位，應當從資金、稅收等方面給予大力的支持，并動員社會力量在太陽能資源豐富的沙漠和偏遠地區建立獨立或并網光伏發電系統，從資金、稅收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此外，還可在有條件的地區推行百萬或千萬屋頂（太陽能光伏發電）計劃，對參與該計劃的家庭，除了按補貼性的價格收購上網電力外，還可向他們提供低息甚至無息貸款以資助其購置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
三、加大政策力度，支持民營經濟度過當前金融危機
劉漢元常委談到，改革開放30年來，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據統計，截至2008年9月，全國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643.28萬戶，注冊資金達到11.26萬億元；2008年，民營經濟占我國GDP比重已超過65%，占出口總額的68%，民營企業已占中國法人企業的60%以上；我國經濟增量的70—80%來自民營經濟；在稅收貢獻方面，2000年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稅收連年保持40%以上的高增長，根據國家發改委中小企業司數據，2008年民營企業納稅占我國稅收總額近60%；從上世紀末開始，國有企業已不再是吸納就業人口的主體，民營中小企業成為就業主力軍。數據顯示，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創造了8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不僅吸納1億多農民工，也成為每年上百萬大學生就業的重要選擇。另據統計，民營經濟提供了我國70%的技術創新，65%的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產品，成為我國自主創新的重要源泉。2008年，民營企業在克服自身發展困難的同時，勇于承擔社會責任。汶川特大地震中涌現出大量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先進事跡和先進人物。據全國工商聯對上報的8000多家會員企業的不完全統計，累計捐贈款物近70億元。
同時，劉漢元常委也談到，盡管民營經濟創造了我國65%的GDP和70-80%的年度經濟增量，但在各項資源的配置上，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和被忽視的角色，尤其是民企融資難，使得民企發展過程中無法獲得穩定、持續、持久的金融支持，尤其是在當前金融危機沖擊下，嚴厲的銀根緊縮和信貸控制，已導致目前全國80%以上的民營企業資金緊張，甚至面臨資金鏈斷裂的風險，直接限制了他們擴大再生產的意愿和能力，總體規模不斷萎縮、效益不斷下滑、虧損不斷加大，加上融資難，稅制改革步伐緩慢，民企稅賦沉重，市場進入困難、門檻高等問題愈加明顯，導致2008年全國數十萬家民企倒閉，甚至包括一些各地乃至全國的行業龍頭。大量民企搬遷、減產、限產、停產或倒閉，使2000多萬農民工、幾百萬大學畢業生無法就業，形勢嚴峻。因此，銀根太緊，稅賦太重，是當前阻礙民營經濟發展最重要、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
他說，近十年來，我國稅收每年的增幅是GDP增幅的2-3倍，目前全國稅收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這與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簡稅制，輕稅負，寬稅基，嚴征管”的稅改原則不相適應，稅制越來越多，稅負幾乎沒減，甚至越來越高，稅基仍然沒變，嚴寬掌握不均，這仍然是當前稅制改革的突出問題。加快財稅改革，根本目的是減輕民營企業負擔。國際上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藏富于民、留富于企是社會財富積累和使用最有效的方式。
他指出，去年11月出臺的中央政府4萬億投資計劃基本上由國有大中型企業壟斷，而為國民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民營企業卻無法更多參與其中。從國家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國營經濟占據4萬億投資份額近90%，而民企參與份額尚不足10%，雖然一定程度存在著民營經濟如何承接投資這個現實問題，但前后比例明顯失調，傾斜和缺失十分明顯。如此區別對待，這不僅抑制了市場機制的充分、有效發揮，還有損市場公平競爭，必然長遠地影響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為此，劉漢元常委建議，在當前金融危機沖擊下，國家應該對有市場、有效益、有信用、有規模的重點民營企業，優先給予流動資金和項目貸款支持，為大量的民營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融資服務，在融資、擔保和資金運作方面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和利率優惠，并逐年增加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投放規模和扶持力度。在當前金融危機沖擊下，甚至可由銀行劃分一定比例的貸款份額，專門用于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并以政府貼息貸款的方式對重點民企的自主科技創新、技術研發以及產品升級轉型進行扶持。同時，國家應加速財稅稅制改革，留富于企，放水養魚，通過財政退稅、返稅、減稅等方式和手段，把錢留給企業，支持它們擴大再生產，從而帶動消費，刺激經濟，拉動內需。此外，民營企業無法更多參與4萬億投資的根本原因，是這些項目所在行業基本都是壟斷行業，比如鐵路、機場等，這些行業的參與者以及到國家發改委申請項目資金的，大多以政府和國有企業為主，受政策限制，民間資本很難進入。為此，國家應在推出本輪4萬億財政投資的同時，借此時機加快壟斷行業的改革，創造條件，降低門檻，加大扶持，讓民營經濟積極參與到4萬億投資的公平競爭之中，這不僅可以讓民營企業分享國家財政投入的收益，而一旦激發民營經濟的建設發展熱情，將在本次拉動內需的過程中釋放出驚人的生產力。
四、在新農村建設中推行可控盈利保障體系
劉漢元常委談到生豬養殖作為我國傳統養殖中的優勢產業，是城鄉居民肉食品的主要來源，在滿足國民肉食品需求及農村經濟發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農民增產增收致富、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重要途徑。2008年，全國生豬出欄5.2億頭，增長4.5%；豬肉產量超過4470萬噸，豬肉占全國肉類總產量62.5%；生豬總產值達到6443.5億元，占畜牧總產值的48.4%。據統計，全國出欄50頭以上的規模養豬專業戶和商品豬場共224.4萬個，出欄肉豬占全國出欄總量的比例達到48.4%，其中年出欄萬頭以上的規模豬場有1800多個，其中京、津、滬三市生豬生產基本實現集約化、規模化；城鎮居民每年人均購買豬肉（不含戶外消費量和肉制品）20.15公斤，占肉類購買量的62.4%；同時，生豬產品出口額達到9.08億美元，占畜產品出口總額的22.4%，是畜產品中出口額最大的產品。
他指出，近年來，由于政府對養殖業大力扶持，生豬養殖開始由分散養殖向集約化、規模化、標準化快速轉變，并對養殖的安全、環保、銷售、資金需求、技術管理以及盈利控制等方面都有了全新標準和要求，但從目前國內生豬規模化養殖總體發展情況看，還存在諸多制約。首先，由于缺乏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帶動，生豬養殖產業化程度不高。養殖基地、種源、農戶、屠宰加工、銷售等各方關系松散，沒有形成利益共同體，各環節利益分配矛盾突出，產供銷一體化經營和上下游產業鏈沒有形成，產銷信息服務網絡不完善，難以適應市場經濟形勢下生豬養殖發展的需要。其次，集約化生豬養殖帶來的污染問題日益突出和嚴重，大大增加了規模養殖疫病防治的難度，重大動物疫情時有發生，對生豬生產構成嚴重威脅，進而影響生豬加工產品的安全。第三，養殖戶養殖成本明顯加大，且養殖戶無法從銀行借貸，阻礙了其進一步擴大生豬養殖規模，不利于生豬養殖產業的升級換代。
為此，劉漢元常委建議，通過在新農村建設中推行和實施“可控盈利保障體系”，充分發揮該體系的綜合優勢，提高我國生豬的市場競爭力，既可穩定市場供給，也能確保我國生豬養殖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從而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做出有益探索。所謂“可控盈利保障體系”，是通過豬場選址、豬舍場地建設、優良種源、飼料、疫情防治、保健、環保、飼喂管理、人工授精和生豬銷售等十個子體系，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為核心，將種源供給、豬場建設、飼料投入品、養殖戶和肉食品加工各方結成緊密的產業聯盟，并實現各方利益的合理分配。由第三方投資建立大規模的標準化養殖小區，為生豬養殖創造良好自然環境，然后由龍頭企業和第三方簽訂包租合同，吸引養殖戶租舍養殖，龍頭企業統一按市場價供給種豬、商品豬；養殖小區內的飼料、防疫、消毒和飼喂管理等工作由龍頭企業進行統一輔導，依靠科學技術，加強飼喂管理，健全良種繁育機制，強化豬群免疫監測，及時淘汰病弱豬只，提高生產水平和飼料轉化效率等，提升生豬養殖產業水平，增強養豬產業的競爭力。同時，對出欄生豬，直接由龍頭企業聯合下游肉食品加工企業，以略高于市場價進行收購，解決養殖戶普遍擔心的生豬后期銷售價格波動問題，由此確保整個體系中從種源、飼喂、生物安全、環保、后續銷售等各個環節均可控制，各方利益得到合理分配。
在這個體系內，通過對母豬的單獨精確飼喂和營建無應激飼喂環境，可以將母豬的貢獻率，即每年產存活豬仔數量由目前的不到16頭提升到22頭。根據今年1月份商務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農業部等6部委發布的《防止生豬價格過度下跌調控預案（暫行）》，要確保我國能繁母豬存欄不低于4100萬頭，按此計算，通過對“可控盈利保障體系”的成功推行和實施，可減少全國能繁母豬存欄量約1100萬頭，按目前每頭母豬每年的飼喂成本4000元計算，可一舉減少440億元的養殖成本，或在能繁母豬存欄量不變的前提下，按照每頭母豬每年多產6頭存活豬仔計算，每年可多向市場提供2.46億頭的豬仔來源；而對于商品豬養殖，通過“可控盈利保障體系”的成功推行和實施，采用高度智能化、現代化的飼喂設備，精準飼養，可以節約20%的飼料，按此計算，一般育成一頭商品豬，在其生存期間，需要消耗250公斤飼料，按去年全國生豬出欄總數5.2億頭計算，由此可節約2600萬噸飼料，按照飼料和糧食1：2的消耗比計算，則可節約糧食5000萬噸以上，相當于200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5.1億噸的10%，數額巨大。
在新農村建設中推行“可控盈利保障體系”，在確保生豬養殖上下環節完全可控，以及各方利益合理分配的同時，將節約大量的養殖成本和糧食消耗，符合當前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戰略規劃，并將為探索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發展農業循環經濟中做出有效探索，發揮積極作用，為此建議在全國有條件的地區，找部分有實力、有技術、有優勢的龍頭企業以點帶面，在政策上充分給予支持，逐步形成立足于今天，滿足明天農村產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經營的試點示范區，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進程，逐漸在全國推廣，逐步完成這個過程。

忠實讀者

分析很深刻，學習學習。

山東黃海牧業

我怎么感覺這有點像新聞聯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