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和平年代靠商隊

dnaxy · 發表于 2009-8-6 16:05:23

生產力決定話語權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大轉盤上，我的生命劃過了51個小刻度。出生一個月被賣。童年里有忘不掉的饑餓。在國有企業里大起大落。在民營企業里經風歷雨……從國有到民營，從民營到合資，從合資到混合，從混合到國控，仿佛走了一個輪回，又仿佛搭上一個螺旋上升的天梯。我是一個縮影，也是一個見證。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虛數”，后30年看作“實數”。為啥？前30年盡管有“兩彈一星”等偉大成就，但夾雜了太多的“斗爭”，“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外斗修帝主義，內斗地富反壞，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難辨，人身不保，生產力的創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線”了。后30年雖有競爭，卻沒“斗爭”，所以，人的主觀能動性得到空前解放，我們成為全世界最為耀眼的一個“增長極”！不管是被迫，還是主動，當我們“與別人較勁”的時候，收獲的是“零和游戲”；當我們“與自己較勁”的時候，你贏我贏，沒有輸家。國際上的話語權，本質上取決于生產力。把生產力搞上去，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路徑！下一個30年怎么辦？我們一定要認清歷史大規律，洞悉中國經濟崛起的路徑到底在哪里。回顧大國崛起的歷史，今天與500年前、50年前所面臨的環境截然不同。第一輪崛起，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為先驅，這是一種殖民式崛起，是靠“千萬人對幾億人”的大掠奪，堆積起了自己的金山銀山。在這部血淚史中，荷蘭占領了我們的臺灣，葡萄牙占領了我們的澳門，英國占領了我們的香港。第二輪崛起，以二戰后的美國、日本、德國為代表，這是一種壟斷式崛起，是靠“幾億人對幾十億人”的技術壁壘，占據了全球市場的主導權。今天的第三輪崛起，以中國、印度、巴西為代表，這是一種自助式崛起，這三國的人口就占了全球人口的近一半——這一半人口不大可能依靠向另一半人口出售產品而崛起（起碼不是主要路徑），因為另一半人口往往不是居于最富國，就是居于最窮國——因此，如果說前兩輪崛起是外向式崛起，是“少數人‘吃’多數人”；那么，當今的第三輪崛起就是內向式崛起，是“自己‘吃’自己”，擴大內需是第一拉動力。我們中國創業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擁全世界最大的市場。而且，你對這個市場的脈搏有可能把握得最準。松下電器說：“不能在中國取勝，就會在全球敗北”。這句話給我們的啟示是：你只要做成中國第一，往往就是世界第一。打造“國家生態圈” 在全球化的競爭舞臺上，我們需要打造 “國家板塊”——更確切地說，需要打造“國家生態圈”。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催生出更多的“獅子”。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孤立的就是孤寂的，集群的才是沸騰的，“眾人拾柴火焰高”。我們需要人才的集群，企業的集群，產業的集群。打造“國家生態圈”，第一要法制先行，端正商業倫理。當企業發現奶站摻假后只能無奈地以經濟制裁為最大懲罰，而不伴以嚴刑峻法的時候，摻假者就會抱有僥幸心理：抓住了是你的，抓不住是我的。一些時候，道德水平高的企業反而斗不過道德水平低的企業，就像遵守規則的武士往往斗不過使用暗器的武士一樣，這樣，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就出現了。如果這些被顛倒的倫理得不到顛覆，那么，整個大商圈倫理就是有問題的，這也許是 “中國式商業倫理”首當其沖需要解決的課題。理想的大商圈倫理是，比賽賺錢就等于比賽負責任的程度，越負責任越有錢，越不負責任越沒錢，不僅沒有錢，甚至會沒有自由，沒有性命。目前有三個“無序性”值得關注：一是打假的無序性。在今天的市場環境中，只要是全國名牌，往往逃脫不了被仿冒的命運。究其原因，與地方保護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在東部某個省，我們有一年查到7個企業假冒我們的產品。當地管理部門的人與我們一起去的時候，把車間封了，庫房封了，產品封了，該封的都封了。但我們走了以后，時隔不到7天，他們又放虎歸山。二是危機預警的無序性。不法分子的幾封恐嚇信、幾個匿名電話，就能引發地方政府封堵名牌產品的紅頭文件。這聽起來不可思議，卻是我們親歷的現實。行政資源居然可以這樣輕易地被壞人濫用，優秀品牌居然可以這樣被送上斷頭臺，這給我們一個警醒，如果不提前確立危機預警的相關規則，那么，一旦危機爆發，就會出現“一個領導一個調，一個地方一個樣”的紛亂局面，這樣隨意行政，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就會成為空中樓閣！三是小媒體的無序性。一些小媒體受利益驅使，容易濫用手中的“話語權”，甚至淪為不正當競爭者的“御用工具”，說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說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輿論自由”絕不等于“謊言自由”。強調媒體責任，對媒體實行“問責制”，勢在必行。打造“國家生態圈”，第二要責任到位，鑄造全球品牌。 2007年，我們去日本考察了豐田、本田等著名企業。今天，日本的企業向你介紹自己時，重點已經不是產能多少、銷量多少、利潤多少，而是自己承擔了多少社會責任，自己在環保事業、公益事業中做出了何種貢獻。如果進行最簡單的分類，企業社會責任無非有兩個方面：一是本職工作，二是兼濟天下。什么是本職工作？涵蓋面非常廣，但今天應該特別提出的一個范疇是“軟件革命”：在管理上創新，在文化上創新，在制度上創新……通過創新贏得國際競爭力。實踐證明，做好本職工作是企業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社會責任。中國有句古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本職工作就是這個“皮”。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大品牌要負大責任，“兼濟天下”始終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最高境界。事實上，判斷一個企業是否負責，不能只看單一指標，必須看綜合指標；也不能只看一時，而要看一貫。我們不相信一個對慈善事業無動于衷的“冷血企業”，會是一個對消費者真正負責任的企業；我們也不相信，一個積極履行公益責任的“愛心企業”，會在產品安全責任上得過且過。各類社會責任實際上是相互貫通的，渾然一體的。企業社會責任已越來越成為 “全球公司”不可或缺的“國際護照”，沒有“責任力”就不會產生“影響力”。在一個全球經濟大循環的系統中，如果你不關心全地球的大事、全人類的大事，那么，人們也不會關心你的事，這樣的企業跑不快、走不遠、跳不高！打造“國家生態圈”所以重要，還在于每個品牌都具有雙重身份，一重是自身擁有的個別品牌，一重是與眾多其他品牌聯合鑄成的共同品牌——國家品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腦袋和腦袋的比拼如果問我做企業最深刻的體會是什么？那就是“做企業”就是“做腦袋” 也就是說，21世紀做企業，最核心的戰略資源是這一個——腦袋！腦袋是創新之源，腦袋是資源的“整合機”加“放大器”。有一組數據不容忽視：我國大陸發明專利的數量只是美國和日本的三十分之一，韓國的四分之一；我們出口的產品，大約有一半是貼牌。這說明我們是一個自主知識產權與自主品牌薄弱的國家，我們的資源版圖正在被別人鯨吞蠶食，我們的生存權正在受到挑戰。人生能有幾回搏，我們已經到了不能不搏的時候。一切競爭從設計時開始。設計是“基因”，執行是“發育”。設計競爭是真正的“腦袋與腦袋的對抗”。對于企業來說，最省錢的階段，或者說“最賺錢的階段”，不在制造階段，不在出售階段，而在設計階段。在設計階段，尋找與眾不同的個性化優勢，哪怕只是“一點兒”，就可以打出自己的萬里江山。因為冠軍與亞軍的差別就那么 “一點兒”，畫家與畫匠的差別就那么“一點兒”，大禹與大鯀的差別就那么“一點兒”，天才與神經病的基因差別還是那么一點兒。多那么“一點兒”，就可以把企業舉入天堂；少那么“一點兒”，就可以把企業拖入地獄。國家不在大小，企業強則國強，企業弱則國弱。歐洲的丹麥、瑞士都是非常小的國家，但在全世界關于創新能力的國家排行榜上，這些小國卻位居第一陣營，一些大國反落在第二陣營，為什么？因為這些小國有強大的企業，強大的企業里有強大的腦袋——智力資源。如何吸引和凝聚“腦袋”，并保證這些“腦袋”價值最大化呢？我們一定要認清人性大規律，洞悉解放生產力的樞紐到底在哪里。 60年的實踐證明，要登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一理想境界，我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關乎人性的基本命題——“人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在毛澤東時代，強調“為別人干”，不得不控制“雙因素”——既要關心能力問題，又要關心態度問題。鄧小平時代，設計成 “為自己干”，只控制“單因素”就可以了——態度問題自動解決，只關心能力問題就可以了。明確了這個樞紐，我們就要創造一種文化。文化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它的“基因性”，另一方面在于它的“方向性”。基因性：企業文化就像人的基因，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一臺機器、一筆資金、一車原料、一個人，從進廠那天起，就被植入了這個企業的基因，他們按照什么邏輯運轉，要看這個企業的文化。這導致同樣的機器、同樣的資金、同樣的原料在不同的企業發揮出不同的效力，可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有位教育家曾說，“一兩基因勝過一噸教育”。我們在文化設計上邁出的每一小步，都可能帶來企業變革上的巨大進步。方向性：同樣的核子反應，有人用它來作惡，有人用它來行善。科技影響著資源的使用效率，文化決定著資源的使用方向。文化惡則科技惡，文化善則科技善。總而言之，人的行為模式多半不是由人自身決定的，而是由人所在的系統決定的。拋進海洋，就不能不游泳；落入叢林，就不能不搏斗。在一個狂歡的系統中，每個人都是狂歡者；在一個殺人系統里，每個人都是殺人者——這正是希特勒奴役德國人民的秘密……相應的，在一個創新的系統里，每個人都會成為創新者。系統好，凡夫變天才；系統不好，天才變凡夫。蒙牛創立10年來，始終奉行“財聚人散，財散人聚”的經營哲學，提出“經營人心”的主張，就是這個道理。千古圣賢總結治亂之道，王道、霸道、無道，歸根到底一句話：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向背猶如磁鐵之于群針，有磁則向，無磁則背。作為后發國家，想要后來居上，如果我們靠不上金山銀山，那就靠我們的“頭腦山”和“智慧山”吧！什么是杰出企業呢？三個力：影響力，能夠成為一面旗幟；生命力，能夠經受住死亡考驗；貢獻力，能夠給人們帶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