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獨裁，儒家執政(ZT)

矮子 · 發表于 2009-9-24 09:57:01

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的一天，身在塞外的皇帝朱厚照給京城的朝臣們下了一道圣旨，“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隨帶人馬，或攻或守”，與幾十年不停騷擾邊境的蒙古人作戰。這道圣旨讓許多人摸不著頭腦，也沒有人知道“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到底是誰。經過傳旨太監的解釋，大臣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威武大將軍是當今圣上給自己封的頭銜，而朱壽就是他給自己起的新名。幾天之后，圣旨再次來到。皇帝認為威武大將軍朱壽（也就是皇帝本人）“神功圣武，宜加顯爵”，于是在這道諭旨中加封其為鎮國公，而且還要吏、戶二部給他發放歲支米五千石的俸祿。

這種不倫不類的圣旨讓群臣哭笑不得，但這不過是明朝正德皇帝一生荒唐行為的一件而已。正德皇帝登基時15歲，死時不過31歲，在他不算很短的任期內，他一直算不上一個稱職的皇帝。在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工作崗位上，正德皇帝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情是消極怠工，隔三差五地和他的大臣們胡鬧一下。

難道他傻嗎？他不知道皇帝應該以江山社稷為重嗎？錯了，正德皇帝并不傻，相反，他智商很高，精力充沛。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這位皇帝胡鬧成性呢？

因為他要發泄他的不滿。

中國古代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皇帝的旨意無論是否合理，臣下和百姓都必須恪謹遵守，無人膽敢稍加違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一語道盡皇帝的權威。為了取得這個位置，無數英雄豪杰鋌而走險，無數人在戰亂中失去生命，無數親友反目成仇，勾心斗角。做皇帝也有不滿的時候嗎？

這得從頭說起。我們知道，肉身凡胎的皇帝當然并不是萬能之主。在依靠武力建立或奪取政權之后，帝王和他的后繼者，以及他的家族將要面對的已經不是區區幾個競爭對手，而是天下萬千子民，要將他們統治得十分服貼，憑借一己之力自然無法做到。因此，從始皇帝起，便開始尋找有利于自己的統治思想，建立自己的官僚體系，以圖江山永固。但是，煊赫一時的法家學說（秦始皇以此得天下）和黃老之術都難以勝任治理天下的重任，秦朝的失敗和初漢的政治危機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到了漢武帝時，歷史到了作出決斷的關口。他放眼四望，想在林林總總的百家學說之中，尋找真正能夠幫助自己長久維護統治的主導思想和政治力量。通過比較，最終他選擇了儒家。于是，便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選擇。儒家入選固然因為儒家思想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和巨大的社會感召力，這一點上文已有詳細論述；同時也得力于儒生集團自覺地改造了儒家學說，構造了一套符合帝王需要的理論體系。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儒家不是被動的被選擇，而是主動投向帝王的懷抱；儒家成為專制時代的正統思想，是帝王和儒生集團以利益互惠為目的合作和妥協。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終生奔波，歷盡坎坷，無非是為了推行自己的學說，使其在政治中發揮作用。但是，他老人家顛沛流離14年，歷盡坎坷屈辱而未能如愿，亞圣孟子也是如此，這不能不說是儒家的遺憾。由于儒家學說的先進性，儒家思想代代相傳，不斷發揚光大，儒生集團的勢力也在不斷壯大。孔孟的失敗和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現實迫使儒家尋找新的發展途徑。漢朝初年，叔孫通通過幫高祖制禮儀揭開了儒家向權力低頭，通過為帝王服務謀求發展的第一步。后來，董仲舒苦心孤詣，對早期儒家學說加以改造，構造起一套“天人感應”學說，宣稱天是至高無上的，而帝王則是上天之子（天子），受命于天并秉承天意統治天下，不但把帝王捧為神圣，還明確國家主權歸皇帝所有，賦予皇帝人世間絕對的統治權威。此外，董仲舒還建立一套“三綱”“五常”的倫理學，構建起一個等級分明，秩序井然的社會。這一切，正是帝王夢寐以求的。與董仲舒充分交流后，漢武帝心領神會，隨即作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決策，把儒家學說立為官方哲學，任命儒士為丞相，選拔儒生充實各級政府，允諾儒家集團構建為皇家服務的官僚系統。

在這個過程中，皇帝得到主權，神圣光環，長治久安的可能，還有充分的安逸與享樂；儒生集團取得了皇權的代理權——執政權，崇高的聲譽，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隱藏在這些背后的現實利益。皇帝作出的妥協是接受儒家理論，同意把自己納入儒家體系，出讓治權；儒生集團作出的妥協是出賣了部分原則，承認皇帝絕對權威和不可侵犯的神性并承諾臣服皇帝，幫助皇帝維護統治，承擔管理天下的責任。至此，儒生集團與帝王達成協議，交易圓滿成功。這筆交易，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筆交易，也是儒家最成功的一筆交易，通過這筆交易，儒家在黨派林立（百家爭鳴）環境中得以脫穎而出，徹底取得優勢地位。

皇帝和儒家達成共識，結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但是，他們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利益主體，另外就是他們這種協議缺乏明確的條文，權力的劃分極為模糊，這固然為利益的沖突提供了緩沖的余地，但也使得君臣之間的這種協議隱含著種種矛盾。按照儒家的設計，皇帝擁有無可爭議的絕對權威——獨裁權——可以將天下都視為一己之私，這就是使儒家集團在與皇帝發生利益沖突時處于被動的地位。歷史上，能力超強和精力過剩的君主，特別是各朝的開國君主，總是借助這一條款，變相侵凌儒家集團的治權，這一點具體體現為君權與相權之爭。雖然這份中國史上最大的協議是漢武帝簽署的，但他并不太尊重相權，他在位五十四年，用了13位丞相，其中有3個自殺，3個被殺。王莽篡漢成功引起了后世皇帝的高度警覺，東漢光武帝時，以三公平分相權，后來設置尚書臺漸漸取代丞相決策國事，使丞相負責的外朝淪為執行機構，但可悲的是，尚書臺的長官也是儒家人物，并漸漸有了宰相之實。隋文帝、唐太宗都變著法侵奪相權，在中央采用三省六部制，擴充了宰相的人數，取消了像西漢那樣位高權重的獨相，以此制約相權，強化皇權。最過分的人是朱元璋，他干脆取消了丞相職位，把治權也抓在手里，皇帝丞相一肩挑，真是超級強人。這些人物，無不借助獨裁條款，盡可能加強皇權，弱化相權。他們個個雄才大略，能力超拔，有能力掌控巨大的權力，也有能力玩轉百官，但是，他們的后代絕大部分缺乏他們的強悍的雄心，能力更不能與他們相比，甚至連體力也跟不上。承平日久，生于深宮長于婦人之手的柔弱帝王既無力掌控大權和百官，也厭倦了千頭萬緒的國事，權力不可避免地落入儒家官僚集團手里。但皇帝畢竟是皇帝，擁有協議賦予的生殺予奪之權，于是，我們還是經常看到皇帝隨心所欲地誅殺、貶斥、羞辱百官，甚至是百官之首的宰相，而合作一方的儒家集團卻無法反抗和制約。

但這并不是說，儒家在與皇帝的關系中完全處于不利地位，儒家把皇帝本身納入自己的理論體系（這一點得到皇帝的認可），使之成為統治思想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就為儒家制約皇帝提供了依據和可能。儒家所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內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另一方面則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在儒家的觀念中，皇帝更重要的是他的象征作用。圍繞皇帝所制定的種種繁瑣而嚴格的禮儀制度都體現了其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皇帝是社會秩序寶塔上的寶頂，裝飾作用變成了它的主要功能。一旦皇帝違背儒家信條，如仁和禮的時候，或者妨礙其執政的時候，為了維護整個官僚士大夫集團的利益，這群儒家執政者們總是采取積極的或消極的手段來進行維護，有時甚至不惜犧牲自己，來迫使皇帝屈從。

秦始皇創建空前的大帝國之后，君臣就如何治理國家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重點解決兩大問題，第一是皇室與政府之職權劃分，第二是中央與地方的職權劃分。在第一個問題上，秦漢在中央設三公九卿，并基本明確了君權相權的劃分；在地方置郡縣，按一定制度和程序選拔郡守縣令代天子牧民，并詳細規定了地方官的權利與義務。由此，中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有關政治組織、百官職權、考試監察、財經賦稅、兵役義務等政治制度。這些制度，在法律和程序上保證了百官對皇帝的絕對服從和效忠義務，同時也保證了官僚集團行使權力的獨立性。當然，這種獨立性是相對的，雖然這是文官集團與皇帝協議的組成部分。但是，依據這種獨立性，官僚集團甚至可以用來制約皇帝。漢承秦制，官僚機構被儒家掌控，儒家便用這套制度的某些原則來維護國家或者儒家集團的利益。

如三國時期，魏明帝有一次駕臨尚書省，要求“案行文書”，尚書令陳矯卻拒絕說，“如果陛下認為我不稱職，大可以將我罷免；但這些東西并不是陛下應該看的。”結果，明帝灰頭土臉地“回車而返”。又比如唐太宗有一次問負責修撰起居注的褚遂良：“起居注這東西，皇帝可以看么？”太宗的意思很明顯，但是褚遂良回答：“我從沒有聽說過君主可以看起居注的。”太宗又問：“如果我有不好的行為，你也會記下來？”回答是：“您做了什么，我就記什么，這可是我的職責所在。”陳矯和褚遂良依據皇帝認可的慣例（傳統）和皇帝明確的官員職責（法定），來對抗皇帝的獨裁，皇帝也無可奈何。

與此同時，董仲舒又勸說漢武帝設立太學，選拔五經博士教授弟子，這既為國家培養了后備官員，也為儒家集團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保證。設置之初，太學只有博士弟子50余名，但到了西漢末年，太學已有校舍萬區，太學生多大一萬多人。東漢時，太學生更是達到三萬余人，形成一股勢力巨大的力量。經過南北朝的動蕩，到了隋唐，國家官員選拔實施科舉制，所考科目多為儒家經典，這使得儒家勢力進一步擴大。朱元璋得天下后，更是規定八股取士，所考內容限定為朱熹所注的四書五經，至此，能夠在帝國做官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儒家信徒，儒家勢力徹底壟斷了國家行政權力。從中央到地方，他們幾乎掌握了所有的重要職位，結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為了集體的信念和利益，他們完全可以對皇帝或強加規勸，或消極對抗，迫使皇帝接受他們的意見。因為皇帝要靠他們治理國家，離不開他們，很多時候不得不向他們讓步。

更有意思的是，儒家把皇帝本人也納入儒家的體系之中，用繁瑣的禮儀對皇帝進行包裝，這既是對皇帝神圣化的需要，但同時也在某中程度上把皇帝變成一種擺設。按禮儀的要求，皇帝必須按照早已經安排好的日程進行演出，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事先規定好的。每天早晨天還不亮，就得從被窩里爬起來，梳洗穿戴完好，到通明宮吃早餐，然后回到寢宮，換上正式的朝服早朝。早朝之后，便是每天兩個小時的學習。午餐之后，要習字，接著便要練習批閱奏折，一直到吃晚飯。晚八點鐘后，他就得回宮睡覺了。第二天又開始同樣的生活，周而復始，一樣的程序，一樣的內容。當然，自己所能做的還有出席并主持一個又一個復雜莊重的典禮，祭天、祭地、祭太廟、祭社稷，還有祀天神、神祇、太歲、朝日、夕月、歷代帝王等等，以及謁陵、冊封、封賞，等等等等。如何進行這些工作，也全部都是規定好的。說白了，他就是一個工具而已。

而一旦皇帝勢力弱小，便有完全被儒家官僚集團完全架空的可能。這一點在明神宗朝張居正執政時最為明顯。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病歿，年僅十多歲的神宗繼位。張居正成為首輔，從此獨掌國家大權達十年之久。神宗徒有帝王之名，完全成為例行各種公事的擺設。張居正針對國家日益窘迫的財政問題，大刀闊斧地對國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甚至將改革進行到皇帝頭上。他要求皇帝勒緊褲帶，和大家一道過緊日子。萬歷七年（1579年），神宗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作為皇家伙食費，張居正據理力爭，說戶部收支已經入不敷用，一旦哪個地方有水旱災害，或者疆場來場意外什么的，該向誰要錢去？因此，他要求神宗節省一切不必要的開支。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被廢止。這種情形直到張居正死去之后才得到改變。

前文所講的朱厚照是皇帝中另類，他的笑話是皇帝與儒家集團矛盾集中而精彩的體現。作為皇帝，此人極想大大地表現一番，但沒有駕馭群臣的城府和心計，也沒有革弊求治的愿望與智慧；作為帝國的裝飾，他又不滿被儒家擺布的命運，想展示其作為帝王的威權和自己的才華。于是，便選擇用極端的胡鬧行為來發泄自己的不滿。江山不是我們朱家的嗎？皇帝不是最大嗎？憑什么要聽這一班儒生的？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胡鬧。從邊塞回來之后，朱厚照決定到南方巡游一次。這次文官們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堅定和團結，在朝的科道官員為了諫止南巡，全體跪在宮中進行請愿。請愿從早晨持續到下午，朱厚照不得不派太監宣諭，稱考慮他們的意見。諫官們得勝后，又屢上諫書，其規模之大，言辭之激烈，均為前所未有，甚至有人說皇帝“自取覆亡為天下笑”。皇帝勃然大怒，把言辭最激烈的黃鞏、陸震等六人逮捕，嚴刑拷打；其余107名上書反對的官員在無門前罰跪5天，每天由凌晨5點跪到下午7點，一整天滴水不進。2天后，33名為這些官員鳴冤的大臣同樣被投進監牢。5天后，朱厚照將這群文官們當眾扒下褲子，每人痛責50棍。一時之間血肉橫飛，哭喊連天。當場有2人斃于杖下，后又有11人不治而亡，有更多的人終身殘疾。這是明朝開國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懲罰文官事件。之后，正德皇帝同意取消南巡計劃，但是最后卻只是將原定于春天的這個計劃推遲到了秋天。南巡回來半年，正德皇帝就病死了。

正德皇帝和身為孔孟之徒的文官們的斗爭，從外表看，似乎是前者取得了輝煌勝利，但是這種勝利也僅僅是一時的。很明顯，皇帝的一意孤行葬送了其做一個盡職皇帝的前途，大失民心，并且給大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身為執政者的儒家士大夫們，盡管犧牲了其中一部分人，但是卻贏得了整個集團在道義上的勝利，從而取得了更多執政方面的優勢。

不管與皇帝之間存在多少的齟齬與沖突，但合作是主流，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帝和儒家集團逐漸成了一個硬幣的兩面，誰也離不開誰。于是，我們看到，從西漢開始直到清朝滅亡，儒家取得的治權一直沒有喪失。能把“一黨”執政的地位維持兩千年，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毫無疑問，這奇跡源于儒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