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季羨林

韓友文

1949年后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

摘自：季羨林著《季羨林自選集：我的心是一面鏡子》華藝出版社  2008年5月版

閱讀提示：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
              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于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
              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愿做輪下之鬼。

按：       這代表季老的“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嗎？  ×O后的人們，你們能看得懂嗎？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干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么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復，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30年。

    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籠統說來，是資產階級思想；具體說來，則可以分為幾項。首先，在解放前，我從對國民黨的觀察中，得出了一條結論：政治這玩意兒是骯臟的，是污濁的，最好躲得遠一點。其次，我認為，外蒙古是被原蘇聯搶走的；*是受蘇聯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檢查、批判這兩個思想。當時，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么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里，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仿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后讓我通過以后，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于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愿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黨的威信至高無上。許多愛護黨而頭腦簡單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有的話說得并不好聽，但是絕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赤誠之心，結果被揪住了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游離于敵我之間，徒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20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

    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里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我懷著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1958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后者主要是針對學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里和中國科學院里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煉鋼鐵上。至于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大煉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全國人民響應號召，到處搜撿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未可厚非。但是，廢鐵撿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然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布全國，適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個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公共食堂中吃飯。有的糧食爛在地里，無人收割。把群眾運動的威力夸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夸大到無邊無際。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把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夸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有人說，如果畝產幾萬斤，則一畝地里光麥粒或谷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48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

    跟著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餓。我在德國挨過5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

    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一個彭德懷。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于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勛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于彭大將軍。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煉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里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于是亂亂哄哄，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產階級*”的前奏曲。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后不久學校里就涇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干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么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干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這里就伏下了“*”的起因。

    1965年秋天，我參加完了國際飯店會議，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農村社教運動。在這里我們真成了領導了，黨政財文大權統統掌握在我們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火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不許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當時農民每日工分不過三四角錢，我的工資是四五百，這樣放了出去，怕農民吃驚。時隔31年，到了今天，再到農村去，我們工資的數目是不肯說，怕說出去讓農民笑話。撫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敲響了“*”的鐘聲。所謂“三家村”的三位主人，我全認識，我在南口村無意中說了出來。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記在心。后來在“*”中，這位高足原形畢露。為了出人頭地，頗多驚人之舉，比如說貼口號式的大字報，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轟動。他對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計。

    我于1966年6月4日奉召回校，參加“*”。最初的一個階段，是批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次運動又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雖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產階級，我則心悅誠服，毫無怨言，盡管運動來勢迅猛，我沒有費多大力量就通過了。

    后來，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頭子就是那位所謂寫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老佛爺”。此人是有后臺的，廣通聲氣，據說還能通天，與江青關系密切。她不學無術，每次講話，必出錯誤，但是卻驕橫跋扈，炙手可熱。此時她成了全國名人，每天到北大來“取經”朝拜的上萬人，上十萬人。弄得好端端一個燕園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隨著運動的發展，北大逐漸分了派。“老佛爺”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執掌大權的“當權派”。它的對立面叫“井岡山”，是被壓迫的。兩派在行動上很難說有多少區別，都搞打、砸、搶，都不懂什么叫法律。上面號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

    我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我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愜意。如果我這樣逍遙下去的話，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我現在無異是過了昭關的伍子胥。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態；但是有時候我膽子又特別大。在我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出現過幾次，這是變態。及今思之，我這個人如果有什么價值的話，價值就表現在變態上。

    這種變態在“*”又出現過一次。

    在“老佛爺”仗著后臺硬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時候，校園里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抄家，批斗，打人，罵人，脖子上掛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膽造謠言，以至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人性，連*都沒有了。我認為這不符合群眾路線，不符合什么人的“革命路線”。放著安穩的日子不過，我又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其中危險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里寫過：“為了保衛什么人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這完全是真誠的，半點虛偽也沒有。

    同時，我還有點自信：我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我懷著冒險、僥幸又還有點自信的心情，挺身出來反對那一位“老佛爺”。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來”的。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并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斗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我把歷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里，最后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墻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斗了。這真正是千鈞一發呀!這一場批斗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癡，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么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后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么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茍活是可恥的。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長的時間內并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聯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么遲鈍。

    我做了40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40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對象，我一直崇拜了40多年。所有這一些對我來說是十分神圣的東西，都被“*”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認，我這幾個崇拜對象大部分還是好的，我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至于我衷心擁護了10年的“*”，則另是一碼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四人幫”垮臺，“無產階級*”結束以后，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時間并不太長，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在全國人民眼前，全國知識分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講述了解放后40多年來的遭遇和感受：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里照出來的是運動，運動，運動；照出來的是我個人和眾多知識分子的遭遇；照出來的是我個人由懵懂到清醒的過程；照出來的是全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深淵岸邊回頭走向富庶的轉機。

    我在20世紀生活了80多年了。再過7年，這一世紀，這一千紀就要結束了。這是一個非常復雜、變化多端的世紀。我心里這一面鏡子照見的東西當然也是富于變化的，五花八門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見了陽關大道，也照見了獨木小橋；它既照見了山重水復，也照見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證我這一面心鏡絕對通明锃亮，但是我卻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實際的。

    我揣著這一面鏡子，一揣揣了80多年。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里照出來的20世紀呢?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里照出來的我的一生呢?嗚呼，概難言矣!概難言矣!“卻道天涼好個秋”。我效法這一句詞，說上一句：天涼好個冬!

    只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21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層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只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199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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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體味  一個長者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