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理，還是講禮？·張香華

矮子

　　和司神父相處，常給你驚奇的經(jīng)驗。

　　在館子里，面無表情的女侍把菜單扔到我們面前，司神父悄悄問我：“你知道她為什么這種態(tài)度？”我還沒找出適當(dāng)?shù)拇鸢福麉s幽默地說：“她不喜歡我。”

　　街上，幾個年輕女孩走近，司神父望著Ｔ恤上印著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說我不懂法文。司神父為我翻譯，那幾個字的意思是：“來亂搞我！”他搖頭嘆氣：“她一定不知道這個意思。”

　　司神父住在臺北市萬大路附近，那一帶拜拜風(fēng)氣很盛，大街小巷處處是廟宇，和私人開設(shè)的神壇。司神父告訴我：“昨晚這里上演酬神戲，你知道他們演什么？”我答：“布袋戲。”心想這回一定答對了。誰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們表演脫衣舞。”

　　——今年七十余歲的司神父，是比利時裔的美國人，前后十余年在中國內(nèi)地以及臺灣的生活體驗，使他對中國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學(xué)者，他對中國語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從一九三○年起，司神父開始習(xí)中文，曾經(jīng)是趙元任、陳世驤兩位語言學(xué)家的學(xué)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萊加州大學(xué)東方語言學(xué)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臘文、拉丁文，熟諳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國內(nèi)地北方，一面?zhèn)鹘蹋幻孀鲋袊袼籽芯俊⒏柚{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種語言，發(fā)表過學(xué)術(shù)論著三十余種。


　　我告訴神父，我很吃驚，因為他老是提醒我這個中國人，身邊許多習(xí)而不察，或察而不覺的現(xiàn)象。我心想，為什么不請他就“丑陋的中國人”這個主題，說說他的看法。以他對中國人的了解之深，對中國人的感情之濃，加上他來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豐富的學(xué)識和修養(yǎng)，一定會給我們帶來跨國性和跨民族性的啟示。

　　司神父說：“你不在乎我的話令你驚奇？”

　　我說：“我正在期待你給我最大的驚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禮義，是他的中國名字，從這個名字，看出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可是，司神父答復(fù)我的禮義之問，卻說：“禮，是很好的東西，是人類行為的規(guī)范。但，中國人只講禮，不講理。于是禮的好處就變了質(zhì)。因為禮應(yīng)該接受理——正確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導(dǎo)。”

　　“義難道不是正確的原因？”我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有‘禮義之邦’之稱。”

　　“禮義之邦？”司神父沉吟一會，“我沒聽說過。‘義’字的英譯，應(yīng)該是Right或者還有一個意義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認(rèn)為中國人最缺乏的，就是社會是非觀念（Social Justice）。中國人講的義，是用來要求別人而設(shè)的，人人都覺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義’是雙重標(biāo)準(zhǔn)。”

　　我問：“從什么事情，使你對中國人產(chǎn)生這樣的印象？”

　　“交通現(xiàn)象就是一張中國社會的圖畫，”司神父說，“中國人對作為一個國民，應(yīng)該盡什么義務(wù)，完全沒有觀念。交通規(guī)則在中國，只是訂來要求別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責(zé)，立刻覺得沒面子。又譬如說，我今天這樣批評中國人，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反應(yīng)，恐怕是生我的氣。平時，常常有人說我太驕傲，或者來勸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標(biāo)準(zhǔn)談?wù)撝袊恕Ｆ鋵崳液懿辉敢鈧袊说母星椤！?

　　“不見得人人都會生你的氣，我就不會，”我說，“我也不怕感情受傷，我就是盼望聽聽你傷中國人的心，傷得有沒有道理。”

　　司神父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在一項學(xué)術(shù)會議討論過程中，司神父提出與某位中國學(xué)者不同的意見，對方從頭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從一開始，這位學(xué)者聽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見，就非常不高興，立刻面露慍色，拒絕和他討論。第二天，司神父親自到這位學(xué)者的辦公室，準(zhǔn)備再試試和他溝通。誰知道學(xué)者明明在辦公室，卻教秘書小姐說：“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難而退。

　　“所以，”司神父說，“我覺得和中國人講理，比登天都難。有時候，你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他用逃避問題的態(tài)度來對待你，使你無計可施。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講理，因為講理會使他失去面子。你想，連學(xué)術(shù)界都只講面子，不講理，造成權(quán)威和壟斷，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講理？”司神父接著說：“當(dāng)然，有時候，我和中國學(xué)者在一起討論問題，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也有學(xué)者會說：‘我不同意你，不過，我現(xiàn)在說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來和你討論。’然而，能用這種態(tài)度來討論問題的，實在沒有幾個。”

　　我問：“你是不是認(rèn)為中國人講禮，妨礙了講理？”

　　“其實，講禮和講理，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司神父強調(diào)，“但必須經(jīng)過學(xué)習(xí)，同時要有起碼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稱，才能夠講理。至于‘禮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后來附會的說法，應(yīng)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中國歷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

zhaoyuan120

學(xué)習(xí)了，很受感動

葉赫娜蘭.孤城

“禮，是很好的東西，是人類行為的規(guī)范。但，中國人只講禮，不講理。于是禮的好處就變了質(zhì)。因為禮應(yīng)該接受理——正確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導(dǎo)。”

司神父之不懂中國，可知矣！

“禮”本身含有“理”的意義，可分哉？不可分也。

“至于‘禮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后來附會的說法，應(yīng)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中國歷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又如此雷人的“斷語”！

這神父，比起他明清時的前輩（早期耶穌會士），可是對東方的了解和理解，差了海了去了！----時代變遷，神父之不學(xué)也若是！中華之不學(xué)也若斯！故有不學(xué)之神父，亂斷不學(xué)之中華若此！（別以為這笑話只是在臺灣，大陸也差不了哪兒去！）

可笑，可笑！

悲夫！

矮子

國人講理還是講禮？？(轉(zhuǎn)載)

       “禮”在中國至少應(yīng)具有如下兩層含義。一是孔夫子的原意，儀禮。孔夫子極端重視《禮》、《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樂所以修內(nèi)”，“禮所以修外”（《禮記——文王世子》），“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禮經(jīng)》一般認(rèn)為可能就是指《儀理》。所謂儀理，實質(zhì)上是指中國周代以前，或許更主要是指周代分辨天于諸侯、大夫、士、庶民各等級之間尊卑差別的典禮儀式的種種規(guī)定。簡言之，即分辨中國人的等級尊卑的制度。講禮儀就是講人的得等級身份，講人的尊卑貴賤。說白了，中國人的勢利眼，從孔夫子便開始了。
　　“禮”的別一層意思即是現(xiàn)在人們通常理解的“請客送禮”、“禮物人情”的“禮”。這是人們通常用來聯(lián)絡(luò)個人情感的一種見諸于有形之物的方式，是人情的物化。然而這種物化人情的泛濫，便是賄賂公行，便是仗勢勒索。為什么在中國有權(quán)便有一切？我們的講禮而不講理實在是根本的奧秘。別看有的人官并不高，權(quán)并不大，但只要有那么一點權(quán)，只要稍給人一點顏色，就可以叫人跑斷腿、累斷腰，把人折騰得半死不活。君不聞“一個公章蓋半年”、“公事公辦，就是頂著不辦”、“辦公桌上談不如飯桌上談”，……這樣的順口溜國人編出了很多。這種社會腐敗之風(fēng)如果一味只怪罪當(dāng)官的也未見得全面，這實際上是中國幾千年來講禮不講理的傳統(tǒng)惡俗的必然產(chǎn)物。許多初次當(dāng)官的人就是首先被送禮者拉下水。
　　“理”是什么？理就是講道理、講公德、講規(guī)章、講法律、講一切人必須遵守的準(zhǔn)則、原則、原理……總之一句話，講真理。
　　翻遍中國的歷史、經(jīng)典、會令人非常遺憾，壓根沒有“真理”二字。國人的“理”是不與“真”字相連的，而是與“天”字相連，所謂“天理”。“天理”是什么用宋儒的話來說，就是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穿了，國人的“天理”就是“權(quán)大一級壓死人”,誰最有權(quán)誰最有理，有權(quán)就有理。怪不得皇帝是金口玉言，林彪也發(fā)明了“一句頂一萬句”。可見國人為什么不講理，因為講理就是講誰最有權(quán)，這實在太赤裸裸，所以講面子的國人換一個字眼，叫做“禮”。這個“禮”雖然也分辨貴賤尊卑，但畢竟較“理”更有一點人情味，而且人情物化為禮物、禮品、禮金，再加上“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存在某種利益的交換，皆大歡喜。所以國人講“禮”而不講“理”竟也是一大風(fēng)俗的發(fā)明，這種發(fā)明的意義便在讓人不感到無情權(quán)力的赤裸裸，或者說在赤裸裸的權(quán)力至上罩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講禮，中國乃禮儀之邦也，多么溫文爾雅！！
　　兩千多年來中國最怕講、最難講、到頭來也是最不會講的是一個“真”字。中國人善幽默，不敢講“真”字，索性再加上一個“天”字，合叫“天真”，這一來就可以講了。天真者，童稚之言也，童言無忌。只有兒童才敢一言道破“皇帝的新衣”。中國人成長，尤其是文人，講虛話，道謊言，作偽證，指假誓．．．．．．。縱然深埋自己的真心，盡說假話，也仍舊有大量的文字獄、言論罪讓無數(shù)無辜生命者死于非命。明顯可見，中國人的不得不說假話是權(quán)力的恐怖逼迫出來的。刀架在頸上，活命要緊。但又不能不指出，這決不是唯一的原因，而且也不是最深刻的原因。最深刻的原因是在中國人的心中根本就缺乏對真的價值的認(rèn)同。
　　中國人的精神需求從來就不曾超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種嘴上說來瑯瑯上口，心中卻另有所云的偽信仰、偽知識境界。怪不得有人說說中國人的高尚品德是掉在嘴上、寫在紙、而不是在行動上。原因很簡單，中國人從來就不看重“真”的價值，“真”的價值不過是精神上的一種價值。沒有飯吃，沒有命活，要的精神有什么用？所以中國人向來重視“識時務(wù)者為俊杰”的信條，中國更是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國家。在中國，再卑鄙的小人，只要一登上皇帝的寶座，便立即十萬民景仰崇拜的圣君。中國人根本沒有人膽敢對極權(quán)者進行任何道德評判。所以中國人為了成功，從來可以不擇手段，因為對于尊貴者，再大的罪惡也只能算是小過，還可以“既往不咎”。中國人對大惡人從來是寬容的。說到頭來，中國人還是講“禮”，講貴賤尊卑，而不講“理”，不講真理，不講是非真假，因果曲直。相反，講真話，對別人的話信以為真是要吃大虧的。
　　由于講禮而不講理，中國人見了官像見了上帝。中國老百姓怕官是世界上有名的。記得小學(xué)獨立是“廣東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那里提到了一個有趣的三元連環(huán)怕：“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
　　老百姓為什么怕官？因為官來無好事，而且從來蠻不講理。他來就是來要糧、要錢、要人、更要“禮”。唯獨不要“理”，因為他也從來不知道什么叫理。
　　中國人受了欺侮不敢打官司，尤其受了官欺侮，更不敢打官司，也無處打官司，官官相護，天下烏鴉一般黑。一個人一旦受了官的苦，呼天天不應(yīng)，叫地地不靈是普遍的事。中國人生來是逆來順受的命。“官府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錢”就是“禮”，這“禮”還得托人，有“人情”才能送著“禮”。因為這層“禮”，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了，受冤屈的多半沒有錢送禮，所以他們不要打官司，不要落得冤屈伸不了，反而被活活氣死。為什么中國人個個喜歡看清官戲？因為這是我們普遍的愿望，也是我們圓不了的夢幻。中國人應(yīng)該有勇氣問一問自己，這個世界有清官嗎？清官清在何處？清在講理？然而中國數(shù)千年來從來沒有真理、沒有邏輯、沒有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普遍必須嚴(yán)格遵守的法律、沒有自由的公眾輿論．．．．．．總之沒有理。縱然有這樣的清官，他想為百姓講理，他最終會發(fā)現(xiàn)他沒有理講，其他人，尤其是他的上司，一定會叫他當(dāng)不了官，更清不了。
　　中國人還應(yīng)該問一問自己，講禮而不講理，到底對誰有利。毫無疑問，對官有利，對極權(quán)者最有利。中國人只要一日沿襲講禮而不講理的惡俗，中國人便一日難得擺脫傳統(tǒng)官場化社會的危害。

翩然

學(xué)習(xí)，受教育了。

葉赫娜蘭.孤城

回復(fù) 矮子 的帖子

讀梁啟超，章太炎，如果可以，再讀讀譚嗣同的《仁學(xué)》，別信鄉(xiāng)愿，就知道禮和仁的關(guān)系，也就知道禮，包含道理的“理”了。

如果還是有疑惑，讀詩三百，參酌《尚書》。

還不懂，讀《小戴禮記》的《禮運》之“大道之行”。



補充內(nèi)容：
“兩千多年來中國最怕講、最難講、到頭來也是最不會講的是一個“真”字。”

這句屁話，把司馬遷給殺了！更罔論班固。

葉赫娜蘭.孤城

“中國人的精神需求從來就不曾超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種嘴上說來瑯瑯上口，心中卻另有所云的偽信仰、偽知識境界。”

此等高見，把林則徐等有清一介忠臣給殺了，更罔論唐宋，更罔論有漢！嗚呼，有后人如此，董仲舒何必尊儒術(shù)！這個民族配不配儒生？！

雜碎！

葉赫娜蘭.孤城

回復(fù) 矮子 的帖子

曲解三禮，此等淺薄之見，可引之乎？誠仆所未見也。

矮子

葉赫娜蘭.孤城 發(fā)表于 2011-6-20 22:28
回復(fù) 矮子 的帖子

曲解三禮，此等淺薄之見，可引之乎？誠仆所未見也。

張鳴：講禮與講理

　　小時候，聽老輩人講讀書的好處，總是說“知書達理”云云。大了以后才知道，原來知書達理的理，應(yīng)該是禮，即知書達禮。因為過去的私塾，識字之后，就開始教各種禮儀。所謂讀書人，或者叫做儒生的看家本事，就是主持婚喪嫁娶的禮儀，不知禮，會被人笑話的。可以說，禮者，書之用也。

　　但是，禮怎么會跟理混起來了呢？因為兩者是有關(guān)系的。《禮記》上講，學(xué)禮，不僅要知曉禮儀的細節(jié)，關(guān)鍵是要明白禮儀背后的道理。明白了道理，禮才真的是禮。原來，古人是講究天人合一的。在他們看來，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一樣，都遵循一個道理在運行。這個道理，就是禮的精髓。講究禮儀，就是讓自己的行為合乎天地運行的法則，以免使行為干擾了自然本事的韻律，從而讓該下雨的時候不下雨，該刮風(fēng)的時候不刮風(fēng)，該冷的時候熱，該熱的時候冷，于是天下大亂，連草木和飛禽走獸都吃了人亂來的掛撈，活不了命了。

　　過去，鄉(xiāng)里的日常生活，即使再講究禮儀的地方，也難免會有糾紛，自家兄弟之間，為了分割家產(chǎn)，也可能打起來。街坊鄰居，為個針頭線腦的小事，也難免鬧糾紛。糾紛的調(diào)解和糾紛一樣，都是百姓的家常便飯。調(diào)解糾紛，就得講理。當(dāng)然，講理之先，要有禮的背景。一般來說，懂禮的人，即所謂的士紳才有資格講理。道理從他們的嘴里講出來，人們就樂意聽。一來二去，達禮就變成了達理。

　　只是，古人比較閑，沒有今天這么多事兒，所以把禮儀規(guī)定得非常的繁復(fù)。麻煩是，縱使有專家從旁指導(dǎo)，還經(jīng)常出錯。自打孔子和門徒們整理出三禮之后，人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復(fù)雜了，恪守古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只能一代人守一代之禮，大家將就著刪繁就簡。但只要在中國這個地方生活，哪怕是蠻夷當(dāng)家，似乎也都得制禮作樂。老百姓平日生活，也都離不開個禮字。不僅是婚喪嫁娶和年節(jié)祭祀的儀式，而且要尊老愛幼，禮讓三先。凡是不講這些的時候，肯定是亂世。

　　在現(xiàn)代社會，舊傳統(tǒng)，舊倫理，舊道德連同舊禮儀，已經(jīng)被批得體無完膚了，即使要講，也沒什么人懂了。但是，如果我們拋開那些繁文縟節(jié)，那些毫無意義的道德講究，那些有意束縛人思想的禮法，單就禮的某種精神，比如尊老愛幼，禮讓三先而言，其實還是有點用處的。說白了，禮就是講究一種公共的秩序，按一個民族的傳統(tǒng)思維排列的秩序，以及相伴的人生態(tài)度。西方的女士優(yōu)先，也是這樣一種秩序，一種態(tài)度。如果排隊可以允許隨意加塞，那么這個隊就排不成，排在后面的人，除了用強，永遠也到不了前面，秩序也就沒有了。開車上路，如果總是犯規(guī)的車可以橫行霸道，而守規(guī)矩的只能讓著它們，那么，路上的秩序就會越來越亂。我們現(xiàn)在習(xí)慣于讓警察來解決這種問題，結(jié)果是什么地方都得有人看著，不看著，就必定有很多人出來犯規(guī)，亂成一團，好像不犯規(guī)，就缺點什么，沒占到便宜一樣。這個時候，肯定會有人大叫，怎么沒有警察出來管管？但是，自己絕不肯出頭整頓秩序，跟人講理。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在警察之外有弄出個城管，跟我們的這種不看著就犯規(guī)的習(xí)慣有關(guān)。結(jié)果，城管胡來，惹得大家有都不高興。同樣，滿街的攝像頭，盡管肆無忌憚地侵犯人的隱私，但是，還是得安置，因為只有安裝了這些電子眼，才能勉強代替人眼，替人眼看著不守規(guī)矩的人們。

　　秩序意義上的禮，是需要人們普遍遵行的。否則，不僅是沒有禮貌的小問題，而是沒有秩序的大問題。靠越來越多的警察、執(zhí)法者甚至城管看住盯牢，秩序才能維持，這樣的社會，實際上是奴隸的社會，任何人都沒有自主性的社會，離我們追求的公民社會，差了不止十萬八千里。講禮，大家都得講，不能你講他不講。我經(jīng)常碰到這樣的事情，幾個人吃完飯一起出來，出租車來了，大家揖讓半天，結(jié)果不知從哪里竄出一個年輕人，拉開車門就進，大家全傻眼了。當(dāng)然，如果碰上這樣的橫主兒，出租車司機對他說，車是這幾位歲數(shù)大的人叫的，請你下去。我們就會很高興。其實，這樣的話，我們自己也是可以說的。講禮，也要有堅持，敢出頭。講禮而受到威脅，甚至遭遇毆打，這種時候才需要警察出面。什么都靠警察，這個社會就活該變成警察的王國，人人都被管制。

　　只是，如果真的讓人人都學(xué)會講禮，還是得先把道理講通。講禮，要先講理。首先，管理這個社會的人們要學(xué)會講理。不能大事小事，理解要執(zhí)行，不理解也要執(zhí)行。社會不是軍隊，不能事事按軍法從事。也不總是處于緊急狀態(tài)，沒功夫講理。大官要對小官講理，上級要對下級講理，官員要對百姓講理，把道理講通了，人家才會對你這廂有禮。然而，現(xiàn)在的問題是，權(quán)力是橫著使的，一旦權(quán)在手，就無理可講。辦事情不講理，為何要辦，為何要這么辦，沒理可講，領(lǐng)導(dǎo)說了算，錯也是對，對也是對，不容有任何異議。有了異議，哪怕是為工作好，在領(lǐng)導(dǎo)眼里，也是有了異心，成心出我的洋相。官員內(nèi)部的提拔升職，更是沒有道理可講。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提拔升職按德論才，還是講關(guān)系，還是用錢買，哪怕是歪理，講明白也好，就是不講。滿世界都說潛規(guī)則，其實連潛規(guī)則都沒有，完全是黑箱，稀里糊涂，人人不服氣。

　　官府內(nèi)部要講理，官對民，就更得講理。現(xiàn)在群體性事件出的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不講理造成的。因為官方的原因，造成民眾不便的，總得給人個說法。若要強拆，也得到法庭上解決，給人個說理的地方，不能你說拆，就一下子拆掉了。同樣，警察執(zhí)法，城管準(zhǔn)執(zhí)法，都得給人個道理，不能上來就玩橫的，不行就打人。推行一項政策，先得對民眾講清楚道理，讓民眾知曉為何這樣，而非那樣，道理說通了，才能落實。尤其是像加稅，新添稅種，公共產(chǎn)品漲價這樣的事，更是要先把道理講明白了，而且多數(shù)人能夠接受了，才能做。不能政府機構(gòu)一張告示，一個命令，就把事辦了，民眾只有接受的份兒。現(xiàn)在政府有些政策的推行，已經(jīng)學(xué)會了事先公示，出臺討論稿，讓大家討論，或者開聽證會，聽取意見。但是，到目前為止，這樣的措施，還流于形式，討論和聽證都沒有真正的意義。所以，政府聽取民意，還是得有個平臺，一個民意機構(gòu)的平臺，否則，討論就只能是象征性的。

　　當(dāng)然，更嚴(yán)重的問題是，政府要有講理的能力，有理可講。首先你的道理得讓人們能夠接受，不能只講革命時代的老理，不顧時代的變化。嚴(yán)格來講，多數(shù)人不能接受的理，就不是一種能在社會上講的理。因為社會治理不是開哲學(xué)討論會，不能動輒說自己是掌握真理的少數(shù)，沒有起碼的共識，道理再好，也無濟于事。其次，得有建構(gòu)道理的能力，有說服別人的能力，也不能單單憑借媒體平臺，把一種無法服人的道理，靠反復(fù)轟炸，讓人接受。尤其不能碰到事，就壓住，不爭論，不討論，回避了事。一件事如此，件件事如此，政府就失語了。當(dāng)今之世，是一個信息的時代，一個媒體的時代，一個失語的政府，在這樣的時代，處境是危險的。

　　在一個現(xiàn)代或者正在走向現(xiàn)代的社會里，禮是秩序，也是人生的態(tài)度。要想讓人們講禮，首先政府得講理，位于高位者要講理，靠高壓管制出來的秩序，從根本上講是無法長久的，因為成本太高，而且越來會越高。從這個意義上講，講理，才能有禮。學(xué)會講理的政府，才是一個好政府，學(xué)會講理的社會，才是個有序的社會，令多數(shù)人心情順暢的社會。

矮子

[雜文]中國人為什么會弄虛作假
文/嚴(yán)立真

中國人爭論是非曲直，常常得出的結(jié)果不是誰對誰錯，而是誰好誰壞。因為中國人向來是對人不對事，在中國人的是非曲直的概念里是好人與壞人的概念。為什么中國人會出現(xiàn)這種對是非曲直，產(chǎn)生這種是非曲直不分的奇特現(xiàn)象呢？

　　我認(rèn)為有以下四點主要劣根性：

　　一、中國人不求精確。這點就像胡適先生當(dāng)年寫的《差不多先生傳》一樣，中國人大部是差不多先生的子孫。他們對待是非曲直，向來只要差不多就行。而這種不求精確的人，向來是被國人視為有德行的人，并且還以這種人為榜樣。如果誰硬是要爭論個人活著跟死了不是一樣的結(jié)果。差不多先生肯定會群起攻之，認(rèn)為你這人沒德行，吃飽了撐著沒事干，爭這個有什么意思，何必為這種差不多的問題爭得臉紅耳赤。

　　二、中國人講禮不講理。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但這個禮儀之邦是一個缺乏講理的國度。在中國你是長輩，或者你是上級。你說黑的是白的，晚輩或下級也只能跟著說黑的是白的。否則你就是大逆不道，或者是犯上作亂。

　　三、中國人愛面子、講求以和為貴。中國人從孔夫子時代開始，就學(xué)會了做偽善的人，講漂亮話，干骯臟事。人跟人的交往，向來不是對事而是對人。對人就得給面子。中國人一講起面子來，就不會講是非曲直。

　　有一個笑話，有一場賽跑比賽，先是外國人當(dāng)評委，結(jié)果只有一個人奪冠。后來中國人當(dāng)評委，結(jié)果十個參賽者，十個參賽者都拿了不同名次的獎項，一團和氣。

　　外國評委問中國評委為何會出現(xiàn)這種結(jié)果？

　　中國評委振振有詞地答道：“有獎大家拿，何必傷了和氣呢。”

　　四、中國人好為人師、不懂裝懂。孟子說過：“好為人師，人之大患。”中國人總有一種責(zé)人不責(zé)己的劣根性，中國人總喜歡教導(dǎo)別人如何做人和做事，就是缺乏責(zé)己的自知自明。本來嘛，你要是真有那個教導(dǎo)他人的能耐，指點一下別人，咱也就無話可說了。可糟糕的是中國人不僅好為人師，而且還在此基礎(chǔ)上長了一個不懂裝懂的劣根性。像李廣田先生寫的《這種蟲》，就把那些欺世盜名者的嘴臉刻畫的挺生動的。把社會上那些靠名氣、靠資歷混飯吃的所謂“老專家”剝了一個一絲不掛。

　　基于此四點中國人的劣根性，所以中國人弄虛作假起來，不但不會受到責(zé)罰。相反，還會因此受益，弄虛作假愈大，受益愈大。因為中國這種奇特的和畸形的傳統(tǒng)思想文化，給那些弄虛作假的中國人，提供了弄虛作假的沃土。

　　巴金先生在他的晚年，向國人提倡講真話。巴金先生對中國人弄虛作假的劣根性和其毒素，認(rèn)識得很深刻。他在《說真話》里說過：“他們就是靠說假話起家的。”他們?yōu)槭裁茨芸空f假話起家，巴金先生隨后便對自己面對那些說假話者能起家的原因，進行了自我反省。他緊接著說：“我并不責(zé)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zé)任。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斗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咽下。”是的，我們在面對那些弄虛作假者的時候，何償不是像巴金先生那樣“高舉”、“緊跟”和沉默。因此我們總生活在虛假中，我們總得在人前戴上面具。我們像受了法老的詛咒，一代接一代的中國人生活在弄虛作假的世界里。我們把謊言當(dāng)成“真理”使用，可事實謊言永遠成不了真理。歷史也已經(jīng)證明，謊言根本救不了中國人，它只會害苦中國人。

　　巴金先生為此，緊接著在他的《再論說真話》里向中國人發(fā)出告誡：“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為它卻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rèn)真地活下去。”

　　說到說真話，有人會認(rèn)為說真話是講真理。其實不是，像巴金先生又在《說真話之四》里明確指明：“說真話不應(yīng)當(dāng)是艱難的事情。我所謂真話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確的話。自己想什么就講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說——這就是說真話。”然而，許多中國人不是這樣做。中國有一句俗語：“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才是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處世哲學(xué)。其實人一旦認(rèn)同了這種處世哲學(xué)，那么他就給了自己和他人弄虛作假的自由空間。所以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聽話聽反話”的傳統(tǒng)，都習(xí)以為常了。

　　有了這些弄虛作假的劣根性，中國人在中國大地上弄虛作假，也就理所當(dāng)然地活動得很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