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價大起大落 并非“散養”之過

yihaiqiu520

本老倌在此無意全面討論豬價大幅頻繁波動的原因，但把豬價不穩定的罪過歸咎于散養農民的存在，實在是不敢茍同。    從歷史上來看，排除計劃經濟時代因特殊價格管理模式下肉價表面上的相對穩定外，自取消生豬派購以來豬價波動雖然歷來有之。但上世紀末散養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豬價的波動卻并沒有近年頻繁，幅度也小得多。記得當時養豬雖然利潤不高，但低于成本價的情況下只有季節性原因短期出現過。雖然1998—1999年因口蹄疫恐慌曾出現過一輪較長時間的低迷行情，但從1999年冬季恢復盈利，一直到2003年的所謂豬價高峰，至2005年十月下旬才跌至虧損區間。除2003年春季“薩斯”的影響短期出現賣豬難外，六年中基本處于盈利區間。以本老倌所在地為例，價格變化從最低的每斤2元左右（1999年二季度）到最高的每斤5。4元（2004年5月份），5年間增幅為270%。
    我們再看看近年豬價的變動情況。2006年所謂的“養豬災難”，實際上該年冬季豬價就已經回復到理論盈虧線附近，2007年五月份進入快速上漲通道，到2009年春季因瘦肉精的 影響和四月末所謂豬流感的恐慌豬價才進入深度虧損，盈利期大概兩年半左右，比前一個盈利期在時間上縮短了一半。而到2010年冬季才回復到理論盈虧線附 近，低迷期卻比前一輪低迷期延長了半年。從2008年初秋的最高峰到2011年9月份的又一輪最高峰，間隔期為三年左右。而最后一輪“牛市”，從2010 年冬季脫離虧損到今年四月份再次進入虧損期，盈利期區間只有不到一年半。比上一個盈利期又縮短了一半。
    再從價格變動幅度這個方面來看，同樣以本老倌所在地區為例。從2006年5—6月份最低的2。95每市斤，到08年初秋最高的每斤9元，兩年多一點增幅高達305%。如果計算到2011年九月份的最高價11。2元每市斤，同樣是5年，增幅卻達397。7%！
    以上對比可見，在養豬規模化程度以大躍進的速度不斷提高的近年，豬價不但沒有穩定的跡象，而且波動幅度越來越大，波動周期越來越頻繁。請問持“散養農戶造成豬價大起大落”論的人們，你們的依據何在？？？
    我們不仿再變換一個角度，從規模養殖和散養農民各自采用的養殖方式和特點來分析一番。
    現在的所謂規模養殖多數采取自繁自養的模式，豬場設施配套均以母豬飼養規模來定量設計。母豬欄舍需要多少，保育欄舍需要多少，育肥欄舍需要多 少。。。。。。。生產上也是流水線方式，各階段飼養都有一定的期限，否則就可能造成存欄擁擠。因此出欄時間是沒有彈性的，市場貨源偏緊價格高企時，想增加 出欄也是不可能的；而市場飽和價格低迷時，想延長出欄時間等待價格回暖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沒有主動調節市場的能力，只能機械地按程序上市。
    表面上看起來，這樣能均衡供應市場，而實際效果往往相反。一旦出現突發的意外因素影響豬價，（如食品安全事故、人獸共患疾病等）由于規模豬場比普通散養豬 農信息更靈通，反應更快，所以恐慌性拋售行為往往由規模豬場而起，成為率先殺跌的最大動能。而散養豬農呢？一方面信息通道有限，神經過敏度也大大遜于規模 企業，因而反應比較遲純，在前期決不會加入殺跌隊伍，對價格劇烈變動實際上起到一個緩沖的作用。
    散養豬農相對專業性較強，有專業養母豬出售仔豬的，也有購買仔豬進 行育肥的。即使是自繁自養，因規模相對較小，欄舍設計也較靈活多變，留有余地，因此出欄時間也沒有固定的程式化。這樣在價格短期下跌時，他們可能推遲出 欄，客觀上起到了調節市場的作用。在特殊原因仔豬供應不足時，仔豬價格肯定上漲，他們會因仔豬成本的提高，為降低單位增重分攤的仔豬成本而提高出欄體重； 客觀上起到了因仔豬供應缺口引起上市豬肉量不足的調節作用。當仔豬供應過剩時，仔豬價格自然下降，他們可以忽略仔豬價格對成本的影響，充分利用生豬生長前期單位增重飼料耗量少的特點，降低出欄體重，快進快出，這樣就降低了仔豬過多后續豬肉上市量過剩的壓力。
    他們大多數都是家庭操作，不需顧請人員，當市場整體供給過剩，價格下跌時，他們隨時可以撤退，不存在就業安置方面的各種難題，也不必考慮資金和設施閑置的 損失。當市場整體供給不足時，他們又隨時可以殺入，不存在人員組織方面和資金籌措方面的困難。機動靈活，“船小好掉頭”。特別是少量散養一般是由留守老人 和婦女從事的業余性工作，既能充分利用農村家庭副產品和青綠飼料，也不占用社會勞動力，還能補充農民家庭收入，對社會、農民本身都有益無害。
    那么，為什么生豬散養總是備受責難，遭到歧視甚至政策上的打擊呢？
    首先我們要明確的是，豬價高低與波動幅度大小與養殖結構并不存在因果關系，前文已經說到，九十年代散養為主時與近年規模養殖占比提高的情況下，不管是豬肉 價格的漲幅，還是波動的頻率，反而是倒過來的。本老倌甚至敢斷言，如果我們現在強行將生豬散養消滅，定價權完全由權貴資本壟斷，豬肉價格不但降不下來，反 而會像中國石油一樣成倍上漲，中國人真正吃不起肉的日子將為期不遠。
    中國肉價高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養殖成本高。養殖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加等國可以合法使用瘦肉精等生長促進劑，而中國是嚴格禁止使用的，私自使用是要付出牢獄之災的嚴重代價的。二是飼料原料價格高，做為主要蛋白原料的豆粕，由于國內禁止生產轉基因大豆，但允許進口國外的轉基因產品，這種不平等競爭輕而易舉的摧垮了中國大豆種植業后，從此定價權一直操控在美洲國家手里；做為最重要能量飼料原料的玉米雖然國內目前還基本可以自給，但由于中國耕地面積少，土地所有權不明確，難以進行大規模機械化生產，且同樣禁止生產轉基因農產品而默許國外的轉基因產品流入國內，致使國產玉米生產成本高，價格自然也比國際市場價要高很多。第三是隱性成本高，我國因重復從多國大量引進種豬，把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豬病都引進了中國，使中國成為萬國豬病大樂園。使中國養豬業不但防疫成本比任何國家都高，而且因死亡率高而推高了出欄總體成本。養殖成本與養殖規模同樣并不存在因果關系，如前文所述散養因為能充分利用零星農副產品和青綠飼料，而且不需管理費用，勞力使用也靈活多變，反而能部分降低成本。
    散養備受責難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散養群體話語權的喪失。前面說過，散養農民大多是失去打工資格的老弱婦孺，他們多數沒有文化，在精英治國策略下的中國，他們基本上完全喪失了社會話語權。所以對他們任何的坻毀和口殊筆伐，他們都只能忍受，完全處于失語的狀態。
傳統養豬業曾經是農民賴以生存的主要收入來源，至今仍然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補充。即使在政府使用對規模豬場大力扶持補貼以造成不平等競爭的惡劣市場環 境中，他們仍然用自已的勞動，默默地、頑強地反抗著。因為在我們這個農民仍占多數的低福利國家，他們首先需要生存，一旦剝奪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又不給 出路的情況下，這種爭奪生存空間的反抗將是長期的。
    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本老倌并不否認規模化生產的優越性，更不反對行業在市場主導下向規模化生產方式過渡。只是目前我國的所謂規模化不過是政府主導下強行推動的規模化，是一種崎形的規模化。
    市場主導下自然形成的規模化和政府主導下強行推動的崎形規模化有什么區別呢？
    自然規模化發展的過程是以市場為主導，在滿足市場需求的生產過程中，通過技術、管理的優勢，優勝劣汰，強者生存的法則，漸進式的發展起來的。而崎形規模化是以政府政策為主導，在崎形政績觀的支配下，背離了市場的實際需求，通過政府扶持、補貼的方式，不需要技術管理的競爭，只需要憑借在錯綜復雜的利益分配關系中人際關系處理的能力，或者先天擁有的政府或社會資源就能實現的。
    自然規模化的發展與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發展是同步的，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會侵害農民的生存空間。散養豬農之所以退出養豬行業是在衡量與其它行業的比較效益 后自愿退出的，所以也不會在養豬行業恢復合理利潤的情況下重操舊業。而崎形規模化是在工業化水平倘處于低級階段，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況下，通過不平等競爭 手段擠占散養豬農的生存空間而產生的。由于生產技術、管理水平的不成熟，因而影響著生產的不穩定性，生產的不穩定肯定會影響市場供應的不穩定，市場供應的 不穩定肯定影響價格的不穩定。而被剝奪生存權的散養豬農一旦在摒除政府補貼后仍有微利的市場環境下必然會重新蜂擁進入他們的舊領地，從而造成市場供需不平 衡價格大幅波動的局面。
    自然形成的規模化不管從行業的社會分工的專業性還是技術管理水平的專業性都比崎形規模化要強得多。他們一般是在良性競爭的環境中由行業內部發展起來的單一 性企業，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市場應對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疫病防控能力都較強。而崎形規模化成分構成要復雜得多，有做房地產行業的，有 做IT行業的，有做金融行業的、、、、、、甚至有武鋼這樣的大型鋼鐵行業也正在卷入。各自的目的也五花八門，有的是為了屯地，有的為了套取政府補貼資金， 有的為了洗錢；卻很少有以通過養殖業本身來賺取利潤的。他們一般都沒有具備實踐經驗的技術管理團隊，技術上依靠紙上談兵的所謂專家學者，所以很難經受各種 風浪的考驗。
    要實現中國養豬業真正的規模化，任重而道遠。
來源：邵陽老豬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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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jkinghoo

介紹養豬成本高的那一段比較好

wuc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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