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豬利益分配調查 農民騎“豬”難下運銷環節得利

yisiyi

　　地處渝西地區的榮昌、江津、合川，是重慶的生豬調出大區。在不到100公里運距范圍內，來自這些地區的生豬，從出欄到被重慶主城市民采購，需經七道環節。在目前市場行情下，養殖戶承擔了大部分生產經營風險，卻基本無利可圖;中間負責運銷流通的商販則能獲得每頭豬5元至100多元不等的利潤。

　　一頭豬500多元利潤運銷商販層層“分利”

　　前一段時間，筆者先后走訪了榮昌、合川、江津等地的10多家養豬場、數十位生豬營銷商販，跟蹤數臺發往重慶主城區的生豬運輸車輛，發現在不到100公里的運輸距離內，一頭豬從出欄到終端銷售，需經過養殖戶、生豬經紀人、生豬販運戶、生豬組織者、生豬屠宰場(豬肉批發商)、豬肉零售商、消費者等七個環節。不少從業者反映，榮昌、合川、江津距離重慶主城區都在100公里以內，在近期市場行情下，平均每頭豬在流通運銷環節能產生500多元利潤。在交易的七個環節中，生豬屠宰批發、零售環節所獲利潤較大。

　　為了解情況，筆者跟隨江津區石門鎮生豬販運戶周來銀來到金龍村收豬。當天周來銀從農民手中收了21頭生豬，均價為每斤6.8元左右，隨后他每頭豬加價近50元，銷往重慶主城的生豬屠宰場。周來銀平均每頭豬可賺十幾元。

　　劉作權已從事生豬流通20多年，是榮昌縣較大的生豬組織者。劉作權平均每天組織4輛車，向重慶主城屠宰場供應1200多頭生豬。他告訴筆者：“生豬組織者的作用相當于‘信息中介’，把生豬販運戶們收購的生豬統一到某一個屠宰場進行規模屠宰，一般每頭收取5元服務費。生豬組織基本不受肉價波動影響，除了占款風險外，利潤比較穩定。”

　　筆者調查發現，除非在運銷環節出現大面積死豬等情況，一般而言，各中間環節都有利可圖。

　　農民騎“豬”難下商販“隨市調價”

　　在目前豬肉價格低迷的背景下，生豬經紀人、販運戶等中間環節只是利潤收窄，而養殖戶則普遍處于保本甚至虧損狀態。不少業內人士認為，生豬流通運銷環節得利，養殖環節卻虧本，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養殖戶承擔了大部分風險，在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一頭豬從出生到出欄需要六七個月，如此長的時間內，農民必須承受肉價波動、飼料價格起伏、動物疫病、融資利息等各種風險，有時候感覺像是騎‘豬’難下，稍有不慎就會血本無歸。”重慶市合川區泰旺畜牧有限公司總經理馬愛明說，生豬交易雖有七個環節，但是效率很高，從出欄到屠宰上市一般僅需要一兩天，高度市場化運作，商販交易能“隨市調價”，風險也就小一些。

　　第二，目前仍以散戶、中小規模養殖為主，缺乏議價能力，在價格跌勢中更易“受傷”。生豬販運戶周來銀說：“農民沒有抱團議價的能力，加上信息閉塞，無法及時掌握市場動態，定價權就掌握在了下游流通商販的手中。

　　榮昌縣生豬運銷大戶胡吉明說，在價格博弈中，養殖戶基本處于弱勢地位，生豬一到出欄期就須盡快售出，這時豬吃飼料卻不長肉，養殖成本更高。豬價高時情況還好，一遇到肉價暴跌時，養殖戶利益更易受損。

　　肉價形成機制復雜政府調控難度大

　　不少業內人士稱，生豬交易環節看似很多，層層“分利”，但這是長期以來市場發展的結果，是和目前生豬量大面廣、高度分散養殖相適應的。

　　從事生豬生產10余年的重慶玉吉畜牧養殖場場長唐禮義告訴筆者：“生豬交易必須符合定點屠宰、疾病防疫等方面的要求，難以完全照搬蔬菜直供、農超對接等模式。此外，目前生豬生產仍以散戶為主，一家農戶一次生豬出欄量最多也就三四頭，這就要求生豬運銷必須經過‘分散收集—集中運銷—定點屠宰—分零銷肉’的過程，作為農村生豬養殖和城鎮消費的中間橋梁，生豬經紀人、販運戶等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同時，一些業內人士指出，生豬運銷流通層次多，各個環節都會形成一個交易價格，加上生豬運銷是“買全國、賣全國”的大流通格局，使得肉價形成機制比較復雜，這也增加了政府價格調控的難度。

　　筆者了解到，生豬各交易環節價格變動活躍，基本就是“一天一個價”。不少上下游從業者采用口頭約定價格的形式，不簽訂紙質合約，當天剛約定一個價格，第二天外地運來了一批豬肉，供求關系改變，可能就會重新定價。

　　面對生豬價格劇烈波動難題，政府一般采取生豬補貼和凍肉收儲兩種方式進行調控。補貼能促進生產，但在生豬供過于求時可能起到負面作用;收儲能減少供應，但主要起到價格導向作用。業內人士建議，要真正穩定生豬價格，還應遵循市場規律，認真研究肉價形成機制。只有建立起現代的豬肉生產、流通體系，才能有效防止肉價大起大落。

　　來源：中國畜牧獸醫報

燈不亮咯

飼料企業因為原料上漲，被迫提價導致銷量下降，而農民因為飼料降價，養豬虧錢，減少全價料的購買。